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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奇答道：“回禀包龙图，老父在时常言厚积薄发，教导学生不可眼高手低。所以学生自以为还未做好万全之准备，不曾考过功名。”

    大宋朝与明清在科举制度上是不同的。首先宋朝不组织正规的秀才考试，科举直接从考举人开始。考举人的资格，多来自地方推荐，或者地方举行一些自己的选拔考试。

    考中举人，接着考进士，这个过程需要一气呵成，举人资格往往是一次性的。当然，考中举人，地位与身份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朝取仕，更多依托官办学校，考试的资格也多来自各地官办学校。

    甚至太学与国子学的学生，有被直接推荐去考进士的资格，后来三舍法改制，国子监里的学生甚至毕业了有直接当官的资格。

    进官学，对于宋朝学子而言，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

    包拯听得甘奇如此话语，更是皱眉，心中似乎又觉得甘奇这种话语不太可信，但也没有直接妄下定论，而是思索了片刻。

    此时甘正气愤又道：“包待制，切勿听信这厮巧言善辩，他本就是个街头浪荡子，泼皮无赖般的人物。而今我父身为族中宿老，管教他败家行径，便是怕他把其父一辈子的心血葬送了去。奈何此子顽劣不堪，竟然不服管教，无奈唯有一纸诉状告到府衙，还请包待制定夺。”

    这个时代，家族是整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从汉唐以下，皇权再也不下乡，汉唐之前，还有亭长里长这一类的基层官府职位。到了宋朝乃至往后，基层都靠自治，家族乡绅管理。

    这也是汉唐之后的朝代，基层动员能力下降的原因所在。皇权不下乡，其实也是国力的一种下降。

    所以甘三爷用这种借口状告甘奇，在民间礼法上，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就在于甘奇是不是那般不学无术浪荡子，是不是个败家玩意儿。这一点很重要。

    思索之后的包拯，终于开口问道：“甘奇，你平常里擅长什么？是圣人经典？还是文章诗赋？亦或者曲调词牌？”

    要说包拯，当真不负名头，审理案件还真极为公证，按理说国子学的学生来告，诉状的可信度本就极高。包拯却还是兼听则明，给了甘奇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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