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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李豫刚刚驾崩，常衮就带着文武百官于大行皇帝的棺椁前恸哭，其实这本也没什么，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去世，表示哀悼是人之常情，可常衮最后为了展示自己的悲怆，就有些过分了，他是早上带着百官去哭，傍晚又带着百官去哭，哭完后本来已下殿，然后冷不丁又悲从中来，返回去又扶着棺椁哭天抢地，闹得百官也只能随他一起去哭，几日下来整个朝廷官员委顿不堪，正常事务也被打乱。

    中书舍人崔佑甫就提出建议，按照大行皇帝的遗诏，三日后便可除丧，那么现在时间也到了，大家都正常工作吧。

    常衮不乐意，他也是精通礼制的，就反驳说古礼里规定，卿大夫要为国君服丧三年，按照汉制也要服丧三十六天，哪怕就遵为玄宗、肃宗皇帝服丧的先例也要二十七天，况且大行皇帝的遗诏里称“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即是针对的是胥吏和百姓，我们身为公卿大夫，不可与其同列，当然要为大行皇帝服丧二十七天才对。

    崔佑甫又反驳说，宰相完全是曲解“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本意，吏便是泛指所有的官吏，人便是泛指所有的百姓（唐朝避李世民讳，改民为人），“凡百执事，孰非吏人？”我们还是尽快除丧，安心上班。

    所以双方斗得是甚嚣尘上，互不相让。

    反倒是真正治丧的礼仪使的颜真卿，被晾在一边，说的话反倒无人听取了。

    现在京城来了新一波的驿吏，泾原进奏院也送来急信：京城最新动向，军府里大小军政官员，要再把丧服给穿上，继续为大行皇帝补二十四天的丧。

    所以段秀实才叫高岳尽快行牒，通知军府里的各司注意。

    看来，新皇李适还是听从了常衮的话。

    高岳当即在书案前将牒文写就，盖上节帅印，交给别奏官去晓谕各司了。

    看到高岳利索娴熟的做派，段秀实暗中点点头，然后他的手捏住封来自京城的驿信，先问了下高岳：“逸崧屈就我军府一年光阴，可有所得？”

    “仆自认追随节下，学到了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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