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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舒晓鸣补充道：“这是一场关于艺术审美的革命，是对四人帮对中国电影毒害的一次革命。太祖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是革命，肯定有牺牲，作出一些牺牲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要相信只要有了创作自由，中国电影的未来是美好的。”

    了解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初电影界对巴赞理论存在严重误读。许望秋一直以为这是由于巴赞理论没有系统的翻译到中国，大家能够获得和掌握的信息有限，才导致的；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不是误读，是理论界故意在曲解巴赞理论。

    这些人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借助长镜头、借助纪实美学来排除极“左”政策对于电影创作的强行干预。在他们看来，巴赞提倡的长镜头理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现实原貌，把选择意义和阐释意义的权利交给观众，这等于变相支持创作自由。在他们看来，纪实美学强调客观真实，注重眼见为实，这样能把政治排除在电影之外，从而保持电影的独立地位。

    其实这种想法可以理解，毕竟运动刚刚结束，不希望电影创作再受干扰是正常的。可他们明知道这样做会将中国电影推向深渊，却毫不在意，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许望秋想起自己的老师曾经说过，陈凯哥的《霸王别姬》在戛纳拿到金棕榈后，国内评论圈很多人对此十分不屑，说不就拍了部情节片嘛。张一谋的《活着》拍出来后，圈内一片骂声，几乎没有说好的。这两部电影之所以挨骂，就因为它们是类型片，属于商业电影。到了新世纪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只要是商业电影就没有不挨骂的。

    以前许望秋不懂为什么明明中国电影市场都垮掉了，中国电影都快死绝了，明明需要优秀的商业片才能撑起中国电影市场，这些人还敌视商业片，还不断攻击商业电影。

    现在许望秋彻底明白了，这些人根本不在意中国电影的死活，在乎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所谓的创作自由，也是为了真正掌握中国电影的话语权。

    商业电影是票房说了算，是观众说了算，一切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宁愿看到中国电影在泥淖中挣扎，也不愿意商业电影成为市场的主流。

    李沱他们的话让许望秋想起黄泓在99年春晚上喊出的那句“我不下岗谁下岗”，许望秋还记得那天，好脾气的父亲对着电视大骂：“黄泓，我草你十八代祖宗！”

    一股怒气夹着寒意直冲天灵盖，一只无形的手将许望秋心头的伤疤被撕开，鲜血淋漓。记忆的书页瞬间翻到到2003年1月23号，那个让许望秋永远背上罪孽的日子。

    在80年代初，中国电影红火过一段时间，但在80年代后期电影厂逐渐陷入困境，而1993年的电影改革由于配套政策没有跟上，不光没有让中国电影摆脱困境，反而将中国电影推向了深渊；再加上电视和VCD的冲击，文化系统和广电系统的矛盾，以及缺乏优秀商业片。到了1999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仅8.5亿，其中国产电影只有1.5亿，观影人次仅750万。

    东影厂在90年代后期发不出工资，下岗职工每人每月只拿200块钱。不只东影厂如此，国内几大电影厂的情况都差不多。比如魔都电影厂发不出全额工资，大批的职工下岗待业，职工的收入由原来的一两千元，降到只发200多元生活费。以至于著名演员达式常在政协会上大吐苦水，说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每月只拿200多块钱工资，真不知今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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