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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只后，苏白回信了。她信里除了讲学校的趣事，以及《大众电影》在校园内引发的轰动外，还写着：“你要是马上出现在我身边，就让你吻，只是很可惜呢！”

    许望秋盯着手里的信纸看了许久，心想苏白同学变坏了，竟然会调戏人了，真是欠收拾啊！如果是2019年，他铁定坐上飞机，直奔北平城；但现在是1979年，坐飞机显然是不可能的，打飞机还不多。许望秋只能对着信纸恨恨地放话：“苏白同学！你等着，等电影拍完，看我怎么收拾你！”

    虽然被苏白调戏了一把，但许望秋心情却格外舒畅，有种春暖花开的感觉。

    对整个中国来说，1979年的五月可以说都是春暖花开的，出现了很多让人欣喜的变化。

    在这个月，港商刘耀柱率先引进了一批小汽车，在羊城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出租车公司。在谈判的过程中，刘耀柱提出，出租车要“招手即停”，中方代表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刘耀柱解释说，一个靓女，摆在家里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所以要走出门去让大家欣赏，这是参照香江的做法，也是与世界接轨。

    在这个月，北海公园里，露天迪斯科舞会热火朝天，穿着中山装的青年和老外扭在一起，围观者众多，有些兴奋，又有些犯怯。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热衷于这种被人贬斥为“扭屁股”的舞姿，以前只在涉外舞厅里关起门来跳，现在敢在光天化日下跳起来了。不过“迪斯科”这个名称当时还没叫响，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舞叫作摇摆舞。

    在这个月，中国开始了国企改革的第一次重大试点。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魔都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年正式拉开序幕。今后的几十年里，国企改革都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

    整个电影系统也都在喊改革，电影厂都希望国家能够扩大电影厂的自主权。去年中国电影观影人才高达240亿，票房达到了11亿，这个成绩让电影人欢欣鼓舞，觉得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是黄金时代，未来充满希望。没有人想到这层金是镀上去的，很快就会被残酷现实戳破，露出里面的泥巴瓤子，然后整个行业会逐渐崩塌。

    电影理论界也没人思考这个问题，精英们正忙着抢话语权，哪有功夫关心中国电影在未来的死活。自从去年10月《电影艺术》特别号发表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彻底分裂为两大阵营，两帮人为了应该不应该摒弃戏剧传统；到底学好莱坞，还是学欧洲，掐得不亦乐乎。两大阵营都不肯妥协，在报刊杂志上大打嘴仗，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吴知柳他们六个，加上从伤愈出院的赵禁，都加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许望秋笔名禾火，他们便纷纷山寨许望秋的笔名，用“禾必”、“禾少”、“禾家”等名字发表文章，与专家学者们展开论战。不过他们理论水平比较低，要跟这些专家学者打嘴仗不容易，为此他们不得不整天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许望秋始终关注着电影界的动向，也关注着经济领域的变化，不过他没有写文章，也没有参与论战。他知道双方吵成这样，写文章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只能靠电影来证明谁的观点正确了。

    在拍戏的空闲，许望秋总是在努力回忆。尽管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计划，但他还是不断从过去的记忆中寻找着未来的各种可能，寻找着改变一切的契机。对他来说，最大的依仗就是在关于未来的记忆，这件武器必须用到极致。

    许望秋清楚中国电影的问题非常复杂，可以说盘根错节，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没有足够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现在的他就像刚在花果山称王的孙悟空，必须学会七十二般变化，必须拿到金箍棒，才有大闹天宫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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