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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望秋微微点头：“我把你们叫到一起，就是准备把宣言搞出来。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宣言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内容，都说说吧。”

    吴知柳道：“我们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搞这场运动，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指出来。”

    张一谋道：“从去年到今年，我在东瀛呆了将近一年，对东瀛电影有了新的认识。东瀛电影是学好莱坞起家的，小津安二郎早期电影是学好莱坞，黑泽明则学约翰福特，不过他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基础之上，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展出了自己的电影美学。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东瀛电影为榜样，不能为了学而学，更不能丢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之上，展自己的民族电影美学。”

    顾常卫道：“电影的镜头应该是活的，不应该是死的。摄影机镜头是人的眼睛，我们是摄影机看世界，摄影机应该是运动的，而不应该是固定的。”

    ……

    在运动时期由于政治挂帅，大批电影工作者受到冲击，电影事业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运动结束后，精英们掌握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他们却干着几乎同样的事，挥舞着艺术大棒，攻击不符合胃口的商业电影。只要是商业片，就几乎没有不挨骂的。一个导演拍的电影票房大卖，反而会变成过街老鼠，看到其他导演都会躲，就像干了什么丢人的事。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中国电影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根基却被毁掉了。精英们推崇的艺术片晦涩难懂，导致观众逃离电影院；电影院由于不赚钱，只能改成歌舞厅和录像厅；电影厂由于电影不赚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连供暖费都交不上了。

    可精英们从来不认为这一切是自己造成的，把问题推到审查上，说是审查导致了中国电影的困局；把问题推到政策上，说政府不拿钱支持他们搞艺术；把问题推到观众身上，说“中国电影垃圾是垃圾观众太多”，说是在“包饺子喂猪”。

    鲁先生曾经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许望秋就是那个跳出来大嚷的人，从78年表《论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开始，他就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文章和电影改写中国电影的未来。但他没能扭转局面，精英们依然像上一世那样把持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商业电影被蔑视，商业电影导演被攻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喊声惊醒张一谋、吴知柳他们。

    现在许望秋带着这群同样清醒过来的人准备出更大的声音，通过西柏林电影节这个舞台向世界出声音，想要惊醒更多的后来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希望自己这几颗小火星，将中国电影这片杂草丛生的荒原点燃。

    张一谋、吴知柳他们受许望秋的影响很深，不过他们终究是成年人，不同的生活经历，让他们的思想和理念都各有不同。张一谋认为电影应该民族化，应该寻找民族美学；吴知柳认为电影应该追求纪实性，应该关注当下生活；刘林认为电影应该追求视觉效果，要紧紧抓住观众……在讨论的的过程中大家有分歧，有争论，甚至有争吵，但大家都清楚面对中国电影的困局，必须抱成一团，才有可能打破“铁屋子”。

    整个讨论从晚上八点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最终讨论出了十条关于这场运动的基本原则。尽管已经是凌晨两点，可他们一点困意都没有，心里都烧着一把火。他们都对中国电影的现状不满，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担忧，他们希望用自己这把火照亮中国电影阴云密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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