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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视察期间，你基本是半公开亮相，日本领事馆，日驻军部队，以及日驻沪各情报机关早就知道你的身份，这些部门如果要绑架你，根本不用等上海站的人通风报信。”

    关景言抬抬眼皮：“这些我早就知道，但我在上海虽然是半公开行动，但所经之处无一不是我军所控之地。

    最后，我本意在闸北军营会见上海站主要人员，是陈浩秋声称军营四周必有日本间谍监视，所以才改到法租界酒店。

    而我刚刚从酒店离开，就遭到了刺杀，日本人怎么就瞅的这么准？

    我怀疑这批刺杀我的日本人，和姚天南的那个司机就是一伙的。他们能买通姚天南，自然也能买通陈浩秋。

    日本人想绑架我，结果被我逃了，所以又想出了利用你接近我……”

    方不为有些哭笑不得，关景言是怎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的？

    司机交待的很清楚，接近关景言的计划，是特高课年前就做出的，距今都快要半年了。

    只不过关景言深居简出，他们无从下手，后来才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

    如果特高课改变主意，接近关景言不成才想要绑架，就肯定会通知司机。不然两方不通消息，出变故的可能性非常大，司机因此暴露也有可能。

    而司机从来就没有接到过相关的命令。

    而最关键的问题是，特高课的目的是想在委员长身边安排一枚奸细，而不是只想利用一次。

    从关景言的嘴里知道一次绝密能起什么大用？特高课是想让关景言源源不断的为他们提供机密情报。

    “日本谍报机构在上海的势力最大，所以马处力才将上海列为重中之中……不论是资金还是人力，特务处对上海的投入都是全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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