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早，五更三时，在紫宸殿内，举行例行性的早朝

    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赵祯，先是扫视了一眼，堂下位列两班的群臣，他发现此前关了三日大牢的范仲淹，站在左班第三列的时候，脸颊上便浮现出了一缕笑容。

    待堂下群臣三呼“万岁”后，宋仁宗赵祯随即开口问询道：“今日早朝，不知诸卿有何事向朕奏请？”

    当宋仁宗赵祯的问话声刚落，站在左班第三列、身穿紫色官袍的范仲淹，便一马当先持笏出列，面朝着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赵祯，禀告道：“启禀陛下，臣有本要奏，还请陛下过目。”

    听到躬身立于堂下的范仲淹说有本要奏，端坐于堂上的宋仁宗赵祯，当即就对站在旁侧的内侍押班副都知张茂则，有些迫不及待地吩咐道：“张副都知，你快下去从范公手中，把奏请的奏折拿上来，让朕御览。”

    侍候在旁侧的张茂则，应了一声“喏”后，便赶紧慢步走到范仲淹的跟前，伸出双手从范仲淹手中接过一本看起来厚度大抵有三寸许的奏折，折身慢步双手呈送到宋仁宗赵祯的面前。

    从张茂则手上接过奏折后，宋仁宗赵祯随手翻阅了几下，便把奏折合上，重新交到立于身前并未走开的张茂则手里，朗声吩咐道：“朕已经阅览完毕，觉得奏折内所写内容甚好，张副都知你念于众卿听上一听。”

    张茂则双手接过奏折，并应了一声“喏”后，转过身去，走到堂下，立于堂前，面向堂下两班群臣，朗朗上口地念了一遍奏折上的内容。

    无论是从宋仁宗赵祯看了几眼，就说自己看完了奏折上所写的内容，还是张茂则念奏折内容的时候，听起来朗朗上口，都说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此之前，他们二人都看过范仲淹这份奏折。

    真实的情况是，在昨日傍晚时分，范仲淹离开了包拯在开封府衙的办公房，就跟包拯和王浩二人作别，身穿公服直奔皇宫面见了宋仁宗赵祯。

    在垂拱殿之内，范仲淹把这份奏折呈送给宋仁宗赵祯，在御前侍候的张茂则，自然是也在场，经过宋仁宗赵祯左思右想之下，让范仲淹在翌日早朝，当着一众朝臣的面，向他呈送此奏折内容，到时，他再让张茂则把奏折内容念给一众朝臣听，借此探探朝臣们的口风。

    毕竟，这份奏折内容都是范仲淹所列即将进行的改革内容，起初，让宋仁宗赵祯感到好奇的是，在奏折最后的落款处，除了写有范仲淹自己的名字之外，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和王浩的名字赫然在列。

    其他四位朝廷大臣一起支持范仲淹进行改革，并不让宋仁宗赵祯感到奇怪，只是让宋仁宗赵祯感到奇怪的是，王浩这个刚被提拔为街道司司丞才大抵一个月的功夫，只不过是个从八品的芝麻绿豆大小官儿。

    再加上，王浩前几日在东京城内推行交通新规，为此，还把违反了交通新规的范仲淹，抓进了开封府大牢关押了三日之久。

    在此时的宋仁宗赵祯看来，范仲淹和王浩二人，在结下这个梁子之后，不至于会对彼此报复打击，最起码也不可能会有什么携手合作之事。

    当宋仁宗在昨晚的垂拱殿之内，向范仲淹饶有兴致地问询起王浩对这份奏折贡献的内容比例时，范仲淹却回答说奏折上有三分之一的改革内容，都出自于王浩之手。

    对于范仲淹的这个回答，更是让宋仁宗赵祯感到万分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王浩作为行伍出身的一个小兵，把他提拔到街道司司丞的位子上，已经能够做到人尽其用。

    直到这个时候，宋仁宗赵祯觉得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个王浩，就凭王浩在范仲淹奏折当中所贡献的三分之一改革内容，就算是让王浩做一个参知政事或者副枢密使，都应该是绰绰有余。

    昨天晚上在垂拱殿之内，宋仁宗赵祯就觉得，若是在不通知一众朝臣的情况下，就立即对奏折上所列的改革内容进行付诸实施的话，不出三日，提反对意见的奏折定然会在他的御案上堆积如山。

    只是让宋仁宗赵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今日的朝堂之上，待张茂则宣读完范仲淹的奏折内容后，不等他开口问话，就已经多达四名位列左右两班的朝廷大臣，持笏出列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意见。

    这五个朝廷大臣分别是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御史中丞王拱辰、刘元瑜右司谏四人，纷纷持笏出列，齐声高呼“期期以为不可”。

    在参加今日早朝的群臣们看来，赵官家之所以在今日朝堂之上，跟从西北戍边奉旨回京的范仲淹，演这么一出戏，为的就是要对推行新政。

    而新政内容，无非就是范仲淹奏折所列，在不少朝廷大臣看来，范仲淹的改革步伐之大，定然会让原本一片安稳祥和的大宋，搞得是人心惶惶鸡飞狗跳，自然是要站出来极力反对。

    看到章得象四人持笏出列，宋仁宗赵祯先是长叹了一口气，明知故问道：“斯威臣卿，方才齐呼‘期期以为不可’，你们不妨说来听听，为何不可呢？”

    章得象、贾昌朝、王拱辰和刘元瑜四人，先后进行了发言，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们反对的论点皆不相同，却都有一个落脚点，那就是祖宗旧法不可随意更改，在大宋境内实行新法改革不可操之过急，应当循序渐进，一项一项地来，不可一股脑儿地对方方面面进行改革。

    紧随其后，范仲淹为他所主导的这份奏折改革内容，在朝堂之上，也为自己进行了一番辩护，认为眼下之大宋，已经今日不如昔，面对党项西夏和契丹北辽的多年袭扰，搞得现在民不聊生，积贫积弱，国库入不敷出，应当从快从急大刀阔斧地改革已经不合时宜的旧法，在大宋境内实施新法，只有通过变法才可图强。

    为此，范仲淹还列举了春秋时期，正是自打商鞅变法成功，才让原本国力偏弱的秦国，变得更加强大，继而最终统一了六国。

    只是，范仲淹却没有提及商鞅变法在令秦国强大的同时，商鞅自己个儿的最终下场可是车裂而亡，原因就是他得罪了当时秦国的统治阶级，只有当时的秦王秦孝公一人对他极为信任，秦国的一众大臣们对他几乎都敬而远之，见到他都唯恐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