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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如此，但两边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决。

    送俘虏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种不同意思的解读。

    事情就是这么事儿。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联军攻克了直布罗陀，把俘虏送还英国”。

    但，做事,    尤其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虏这件事，可以加上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恐吓：

    听听这些俘虏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三个月？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描述窜天猴所引发的直布罗陀火狱的？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评价大顺最后用炮兵轰击他们方阵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虏送回去了,    咱们之间可以和谈了，我展现了我足够的诚意；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两国之间可以单独媾和了,    神罗内的事你们以后别掺和了，我来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仲裁者，你们汉诺威的这个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其实真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你的财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可以是单纯的足球、单纯的乒乓球的体育竞技。

    但也可能，某场球赛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死亡几千几万人的战争；也有可能，一场球赛，引发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外交破冰。

    送还俘虏这件事，本身是单纯的,    但却可以赋予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

    中法两国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只不过,    在大顺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顺的舰队与直布罗陀击败了爱德华·博斯克恩的舰队之前，法国无路可走,    不得不和大顺的外交官“相谈甚欢”。

    然而，一旦直布罗陀被攻克,    中法之间的分歧,    也就是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战后的条约怎么签”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乐融融、搁置分歧。

    两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两国生产力的巨大区别。

    这个区别……

    简单来说，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

    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还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精炼后的重点，是反对英国？还是反对《航海条例》不管他是哪国的？

    这个“重音”放在哪的区别，推广开来，超脱狭隘的《航海条例》，就是中法之间关于战后分赃的分歧所在了。

    而战后分赃的分歧，终究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才能确定最后和谈的时候能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大顺的新学一系，是否理解大顺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们未必能够全然理解大顺的诸多要求和条件其原因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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