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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钰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钰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钰，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钰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钰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钰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钰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钰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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