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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种植苹果，甚至不需要专门培育，只要插上枝条就能发芽。

    两侧的玄武岩山岗使得山谷呈现出一副神奇的微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而又没有暴风。

    如果这种地方在大顺，这126公里长的山谷，只论农业条件，谓之小关中、小洛阳，亦可担得起。两边若是各建一处关隘把山谷一挡，便真有三分相似。

    阿卡迪亚人在这里经营了150年，搞起来了基本的水利设施、灌溉农业、建造了堤坝，使得这里的土地成为了水浇田。

    中国犁从中国传到荷兰、又从荷兰传到法国、再从法国传到这里。

    垄作、牛耕、换茬、灌溉，摆脱了中世纪和北欧重犁需要六八匹牛马的弊端，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力。

    六匹马才能拉动的重犁，和一头牛就能拉动的曲辕犁，在农业成本上是有巨大差距的。

    六匹马才能拉动的重犁，必须要有人赶套；而一头牛两头牛就能拉动的曲辕犁，女人可以跟着赶套，也可以根本不用跟着。

    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再加上一百五十年的水利建设，法国人其实给了北美一个“另一种可能”——改土归流、化猎为耕、混血归化、农业成镇。

    并不是只有把原住民全都杀光这一种可能。

    天主教当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好与坏是相对来说的。新教在欧洲，于反贵族反教士一事上，是进步的。

    但正如老马所言，思想可以直接搬走，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社会物质条件，能搬走吗？

    新教在欧洲是有一定进步性的。

    在北美，就是极端反动的。

    不管是马萨诸塞的政教合一制、还是塞勒姆女巫审判、还是对异端屠杀驱逐、亦或者对原住民的屠杀。这些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物质条件，和欧洲、尤其是中欧和神罗境内的情况不同，那么在欧洲曾是进步力量的新教，在这里就成为了反动透顶。

    而从政治经济学上讲，最反动的制度，就是十三州的私人土地所有制，使得大量的土地无法开发，严重阻碍了十三州农业生产力的进步。

    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

    十三州一共他妈200多万人口，能出现成千上万愿意来北方、忍受着印第安人报复和危险、比十三州的农业条件和气候条件差得多的地方，来种地。

    当年驱逐了阿卡迪亚人口，随便一招，就有6000余人欲来。

    都是来种地，你家哪怕有100亩地，你愿意舍家弃业来“苦寒”边疆之地吗？

    这证明什么？

    无需赘言。

    包括后世一些“历史学家”，也说这一次迁徙运动的主因，是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自由的土地”。

    什么叫“自由”的土地？

    在英语语境中，“自由”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一样，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财产权，且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滥用现象。

    对这些人而言“自由”的土地，换句话说，亦即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因为属于他人的土地对无地者来说就是不“自由”的土地。

    问题在于，这些地，从资产阶级的自然法理论，是属于在此开垦的阿卡迪亚人啊。是他们的劳动，将这些自然的土地变为了耕地，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论，理所当然是属于开垦者的。

    只不过，开垦者，恰恰是“原住民”。

    于是，便不能用这一套法理，而是用上了最反动、最封建的宗教法理，开除人籍。

    准确来讲，这就是封建宗教法权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反攻倒算——早期的资产阶级的法权意识，出于反封建反贵族和殖民的需求，是讲“劳动”的，而且是大讲特讲劳动的。

    虽然说，大顺就是个封建王朝，并没有这种进步的思维，也不可能以此为意识形态做事。

    但是，客观来讲，这一次大顺出兵北美，确确实实就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的神圣性，代表着进步力量，怒草封建宗教落后势力。

    只不过，过程有点血腥而已。

    但这背后的人，还是尽可能希望把这种血腥减轻。

    于是，大顺派来的教官们，用法语教这些人，唱了一曲刘钰特别给这些人准备的“战歌”。

    既是战斗的歌。

    也是仁慈的歌。

    人的歌。

    与野兽不同的歌。

    歌词略微变化，却很是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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