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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家没起来的民企，贷款是别指望了，那时候国内也不像现在那么容易拉到投资。

    庆幸的是，1999年，华为终于在福建获得了总金额高达3个多亿的GSM合同，而且利润丰厚，从此昂首进入了移动领域。

    也就是说，华为真正的好日子是从1999年才开始的，现在的任正非只不过才缓过了第二口气。

    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最为关键的至暗时刻。

    在2000年电信拆分后，国内通信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除了GMS还在继续扩展以外，3G标准也开始浮出水面。

    只不过那时的3G标准争议很大，一共出现了CDMA2000、WCDMA、TD-SCDMA三个不同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小灵通、GPRS等过度技术。

    一家企业的研发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华为在内的通信设备生产供应商就需要赌，赌对了大口吃肉，赌输了进坟墓。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以鼎鼎有名的加拿大北方电信为例，在2000年左右，是北电的巅峰时刻，市值高达3360亿加元(约1.5万多亿人民币)，占加拿大股市总市值的1/3。

    但后来该公司在战略方向一再失误，从而陷入困境，并在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

    类似的还有曾经的欧洲著名移动运营商沃达丰和法国电信，这两家公司在没有业务刚需的情况下，以巨资投标获得3G运营牌照，也被拖得“体无完肤”。

    而对华为来说，前两次至暗时刻，任正非都赌对了，顺利过了关，可是在第三次至暗时刻，他却赌输了，惨到在小灵通、CDMA和TD市场上接连失利。

    华为先是在电信小灵通上因为判断失误错失了机会；接着又丢光了联通CDMA项目的基站，颗粒无收；在中国3G标准TD-SCDMA上，也因为投入不足使得出于不利境地。

    任正非后来曾描述说：“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为了一个TD，我痛苦了8至10年。”

    因为在那个时候，赌输了的华为随时都会有覆灭的风险。

    因此，说实在的，如果余文钢不是知道华为能顺利过关，他才不会想着跟随时有覆灭风险的华为去互换股票，就算知道，他也怕华为受他这只蝴蝶的影响，从而走上歧路。

    可任正非就这么信任他，让他能有什么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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