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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官吏，还是将校士卒，都是从民中来的。一旦不把百姓当自己人，天下就会离心离德，什么样的制度和武器装备都不能够补救。执行制度和使用武器的，终究还是人。

    安抚使到地方，不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而是前去查民心，息民怨去的。他们无权对地方官员指手划脚，地方官员也不会理他们，无非是带了监察权，有的官员会阿谀奉承而已。这是跟钦差根本的不同，安抚使没有指挥地方事务的合法性。

    郭谘是个实干型的官员，对于把事情做好很执着。到了京东路，看到地方官员对怎么方田，怎么算面积不会做，只怕就会忍不住把重心放到帮州县做事情上面。所以徐平特意提醒他，地方做得好不好，自然有中书派人去帮助，他这个体量安抚使不要去管。

    正是因为郭谘对方田的算法精熟，才让他到京东路去，帮着百姓监督地方官府，不要让官吏胡来。要施政，必然会对下级官员有考核指标，会有赏有罚。人都是一样，当然是想先让上级满意，自己有功升官，百姓满意不满意是次要的。甚至有热衷仕途的官员，根本就不在意百姓的感受，自己把功劳拿到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施行这样的政策，要派体量安抚使下去，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对执行政策的基层官吏进行监督。确保惠民的政策，不要因为基层官吏胡来，变成害民之举。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十国，残民者昌，佑民者殃的残酷事实，天下之民已经不再相信大汉建立起来的昭昭天命。政权的合法性不能来自于天，便改成了两条。一条是查治乱，用徐平前世的话说，就是经济建设，让天下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另外一条，就是得民心，让政权成为百姓精神的依靠，相信政权永远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

    经济发展，日子越过越好，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心归附。政权不能怪百姓不感恩，要知道经济繁荣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哪个人英明神武。在经济发展中，创造了繁荣的百姓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他们的不满天经地义。而随着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投向社会生产的越来越少，治世慢慢就会变成乱世。

    食利阶层靠着租和息，如果得到的收益高于生产者的利润，这些不劳而获的稳定收入从哪里来？当然还是从生产者的手中来。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侵占大部分人的生产物资，甚至侵占生活物资，社会就会进入停滞。金融的病态繁荣，往往伴随着社会生产的萎靡不振，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金融产业的生息能力。

    徐平两世为人，除了类宗教的文明，还没有见过哪个世俗政权能够不查治乱和不得民心建立合法性。政权不查治乱，社会会自己查，最终治世越来越少，小乱变成大乱。

    不同的文明，会出现不同的一些合法性的假象。比如他前世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碎片中拣出来的平等、民主、自由、法制等等，便被一些人奉为圭臬，以为有了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就坚不可摧。实际上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大潮一来，便消失无踪。至于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君主立宪制，是更下一个层次的，合法更加脆弱。共和制和联邦制就再下一个层次，基本不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这些制度，只是从文明碎片中捡出来的内容，结合各国实际，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而已。

    把手段当作天然真理，最终是不会从国家发展成文明的。要么最后发展成宗教，要么就是面临不断地兴亡更替，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

    社会主义曾经以民主为为核心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来源，资本主义以自由为核心建立合法性来源，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崩溃，民主的大旗自然而然地交到了敌对阵营中去。

    中国的文明，合法性的核心则是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公道、公开、公示、公信等等，这些跟公有关的词汇，便是文明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但最根本的，政权合法性是来自于治乱循环，来自于政权能不能得民心。天下为公，只是约束治乱，得民心采取的手段。

    徐平不厌其烦地向郭谘解释着得民心的重要性，让他到地方一定要站稳立场，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认真监督方田均税政策的执行。还告诉他，不管是兼并之家，还是自耕小农或者为人雇佣者，一样都是天下之民。对他们要从制度上示之以公，不可以有偏向。

    政权没有道德倾向，既不会偏向势力人家，也不会偏向贫苦百姓。正是没有偏向，才能够向天下示之以公，建立起天下整体的道德。政权今天偏向穷人，得利的觉得这个政权拿自己当自己人，明天他变富了，又会怎么想？最终还是让天下离心离德。所以政权只要保证凭着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社会地位就可以了，不要在政策执行中偏穷人或者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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