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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连年的征战，带来了连续十几年无休无止的兵役，而权贵阶层和城市的布尔乔亚们可以依靠花钱买人代儿子服役，农民却没有资本逃避兵役，他们是被征兵最多的群体——到了帝国末期，甚至有不少农民为了逃避兵役而自残。

    问题来了，为什么帝国时代承受最多剥削和兵役的农民阶层，为什么在帝国覆灭以后反而最怀念帝国，忠心支持波拿巴家族呢？

    历史的种种机缘巧合，往往会造成啼笑皆非的现象。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这是19世纪初，法国社会刚刚从静态的农业社会当中走出，大多数农民甚至不识字，更别提有什么政治觉悟了。大革命时代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他们来说是那样遥远，他们甚至感受不到其意义。

    这些巴黎人看不起的“乡巴佬”，他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几次机会去临近的省、一辈子也没有闲心去看几本书，法兰西灿烂的文化和艺术那都是城里人享用的奢侈品，与他们几乎绝缘。

    在这样一群人当中，精神生活只能用“贫乏”来形容。

    越是精神贫乏的人群，越是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摆脱对生活贫困的恐惧，对死亡和病痛的恐惧。在大革命时代之前，天主教会承担了法国农民精神生活的职责，那些深入到乡村的教堂神父们指引农民们的生活，见证他们的出生、婚姻以及死亡。

    然而大革命却摧毁了这一整套生活模式，共和国一开始就对教会充满了敌意，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大量没收教会资产、屠杀教士，把贵族和教士这两个统治阶层暂时地驱离了法兰西的土地。

    共和国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量拆分变卖，于是农民在革命当中得到了土地，却失去了原本世世代代遵从的生活模式，出现了信仰真空。

    疾风暴雨的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生活，却没有来得及建立新的生活模式就宣告结束，留下一群迷茫的农民，矗立在法兰西广袤的原野之上。

    教会在大革命当中损失惨重，还没有来得及重建原本严密的教堂体系，而农民的精神真空却不会等待，而是自行找到了其他方式来填补。

    他们用来填补精神真空的，就是“拿破仑”这个名字。

    共和国触动不了农民，复辟的波旁王族也同样只是巴黎的国王而已，离他们太过于遥远，只有拿破仑，这个伟大的皇帝，存在于他们每个人的口口相传，是他们贫乏生活当中罕有的精神调剂。

    农民们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他们所剩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就是围在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们身边，听着他们讲述自己追随皇帝陛下远征的光荣征程，感受一个他们从未有机会接触过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光辉的世界。

    于是，“拿破仑”这个人从退位的皇帝、客死异乡的科西嘉人，被加上了神圣的光环，成了他们贫乏生活的信仰，一个真正的偶像。

    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旧社会、没来得及建成的新社会，两者在法兰西的上空激烈撕扯，而它们在乡村的夹缝中，造成了这股拿破仑信仰。

    这时候拿破仑本人是什么人、他的统治到底对法国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都已经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了，他的死正好让他更加伟大——因为死去的偶像永远不会再破坏自己的崇高了。

    正是因为农民们的这股信仰，在原本的历史上，1848年（也就是拿破仑死去27年后），拿破仑三世参加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民直选的总统选举，以550万票对150万票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当上了总统。

    在选举时，拿破仑三世前往各地巡游拉票，而每到一地都会引发农民们的欢呼雀跃。

    拿破仑三世之前几十年一直都在外国，而且此时一文不名，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样热忱的拥护？

    毫无疑问原因只有一个——他拥有着偶像的名字。

    他只有这样一项资本，但只需要有这一项资本就在选举中无往不利。

    而后来，拿破仑三世最终发动政变成为了第二帝国的皇帝，实现了波拿巴家族的复辟大业，1852年他再度发动公民投票，在法国全国就是否恢复帝制这一问题举行全民表决，结果显示，结果782.4万票赞成，25.3万票反对，法国人再度以压倒性的票决欢呼偶像的归来。

    ——原本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无比准确地给予了艾格隆以指引。

    对艾格隆来说，他最大的依仗，同样是他所继承的名字，甚至他的正统性比自己的堂兄还要更高，因为他原本就是帝国唯一的继承人。

    他需要利用乡村之间的偶像狂热，来成为自己复辟帝国的助力。

    如果愚昧的狂热对他有用，那么他就会拥抱愚昧的狂热。

    “我要编造神话，再怎么离谱的神话也对我有用。”看着远处的树林，艾格隆平静地说，“对农民来说，最直接的宣传手段就是画册，而你据说是一个天才画师——埃德加，我希望你不至于辜负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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