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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是个始终如一的人。

    半年前他就曾提起过在大城巨邑广泛传播墨者之义的想法，那时候时机不成熟。

    没钱、没机会、没有切入点、草帛没有做出、墨者还没有尝试过以文传义。

    现在重新提及这件事，却避而不提书秘吏在组织管理这件事上的职责。

    似乎只是单纯提起要趁这个机会大肆传播墨者之义，在别家还没有学会用纸之前先让墨者成为世间显学。

    他既做出了《劝学》，又声明此文非自己所作，那么他想要的也就不是名声。

    用一篇可以标榜千古的雄文，去做什么“诱饵”，众人都知道他想要钓的东西必然沉重无比。

    于外，墨者是一个整体，所以要广播名声；于内，墨者是不同的个人，所以要想办法获取更多的权限。

    墨子考虑了适的提议后，认为这件事不是小事，是需要七悟害全部在场墨者大聚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

    由谁来负责这件事，也必须要到时候才能决定。

    适对此并无意见。

    墨子既然重视，也就意味着墨子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也意味着这件事将要涉及到墨者内部的权责分配问题。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权责分配。

    对外宣传、让更广泛的人接触墨者这件事，由谁来掌握？

    补充墨者之义、完成书面传承这件事，由谁来掌握？

    那些隐藏着不被外人知道的墨者，谁有资格知晓？他们的名单又由谁来记录？

    这都是些需要考虑的事。

    墨子便让适先准备一些“新奇、怪异、能够吸引人”的故事或是传闻，亦或是如同《劝学》一样的雄文，一旦到时候做出了决定，便立刻可以实行。

    他自己也需要花出半月时间，来修饰适写的后半段《劝学》，至少读起来能够抑扬顿挫，不至于出现众墨者读完之后哄然大笑都说这显然不是一人所作的情况。

    墨者平日的事务，就全部交由禽滑厘代为处置，距离葵花开花还有一段时间，并不着急。

    适领取了百张纸，闷在屋子内，琢磨着写些什么。

    雄文他知道不少，可是此时能抄的不多。

    先秦文章中，庄子的太逍遥，自己一篇《劝学》都抄不明白，更何况庄子的那些想象力都飞出天际的文章。

    汉晋时代的文章，太浮华，花团锦簇，但却恰恰是先秦诸子看不上的文章。

    再到后面的诗词，他记得倒多，可这时候抄出来毫无作用。

    墨家的文章，则完全没有抄的必要。不是说不好，而是听起来完全像是理科课本：排成一行的全是各种定义，要么就是论文式的论证。

    这东西绝对不可能吸引到大量的人。一篇《劝学》的前半篇可以引起市井轰动，一篇《墨经、经说》的杠杆原理和镜面反射定律肯定会把大多数人听得昏昏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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