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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琦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他也知道马日磾不是那么好动的，所以只把目光转到士孙瑞的身上：“司空少传家业，博达无所不通，彼曾为尚书令时，臣还想荐举他参与编史，怎料骤升三公、录尚书事，这倒不好上疏开口了。”

    想扳倒士孙瑞？皇帝不禁侧目看向杨琦，见对方神色如常，又不禁将头缓缓转了回去，重新看着那三株槐树。

    当初为了顺利平定河东叛乱、击退袁绍，皇帝一直在着手提防着朝廷内部的关东士人以及杨氏。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皇帝宁可借着华山崩裂一事，罢黜关东士人与杨氏的代言人司空黄琬，也要扶持关西士人的二号人物进入中枢，让关西士人做大。这个利益交换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皇帝出征河东时，能保证后方朝廷政局稳定、同时得到关西士人对他亲征、以及严惩河东豪强的全力支持。

    如今事随时迁，在杨氏与黄琬等人的刻意忍让与低调的衬托下，马日磾等关西士人在朝中几乎是一家独大，皇帝本来就对此心存警惕，何况随着大儒郑玄、名士孔融等人的到来，更是助长马日磾的声势。再加上今天董承与马日磾异口同声的谏言也给皇帝提了醒，尽管皇帝在心里不愿承认，但他最终还是在杨氏等人的暗示下，将矛头转移到马日磾的身上去了。

    不能再这么纵容下去了。

    这是皇帝心里唯一的想法。

    王允以死谢罪、弘农牵涉叛乱的小豪强也都因为荀攸的谏言而被强迁到左冯翊，这些都是杨氏与关西士人因涉嫌与袁绍牵连而该有的处置，也是关东士人自愿作出的交换，一个给皇帝、给朝廷的交代。

    上一回合的斗争已随着河东叛乱的结束而结束，如今该得的敲打都有了，也该轮到逐渐膨胀的关西士人了。

    皇帝接着杨琦的话说道：“司空曾与诸公合谋诛董，多有定策，也是元功之一。我记得皇甫公、黄公等人诏拜三公的时候，他们尽皆辞让给司空，可见其声望隆重。如今正是国事蜩螗的时候，让这样一个人去编史，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传扬出去，旁人岂不是要说朝廷不会用人？”

    “可《汉记》关乎本朝二百年事务，上至先皇、下至臣子，所经事迹、朝廷典章，都需一一敲定，以为万世之规。”杨琦不急不缓的进言道：“光凭蔡公一人之力，恐怕不够。”

    《汉记》记载了从光武皇帝至孝灵皇帝之间近两百多年历史的官方史书，著作于东观，故而也称《东观汉记》，与《太史公书》、《汉书》并称‘三史’。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前后由班固、伏无忌、崔寔、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等当时名儒共同编撰。代表着官方意识形态对东汉一朝历史的态度，对以往帝王将相的盖棺定论，一个字都马虎不得。

    可惜后来遭逢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很多典籍经书都被废弃散逸，《汉记》的编撰工作不仅陷入停顿，更是因此而毁坏大半。好在蔡邕重入天禄阁修史之后，凭着往日的记忆开始了慢慢的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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