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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不说把以前多交的税要回来或者争取减免今后其他税，但是最起码，也得把这笔税重新分摊到六县，绝不能让歙县独扛！

    帅嘉谟的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要知道大明的税赋体系本来就比较乱，错综复杂，牵涉甚多，除非某地受灾严重，否则就算是皇帝想增减一二都极不容易，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实在难于登天。何况如果重新分摊的话，就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耍了一点小手段，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帅嘉谟还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两千九百零五匹。而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那或许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无风注：布政使司，类似于省级行政区)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说实在的，这里帅嘉谟又玩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譬如说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实际上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上下，湖广的丝绢税总额也有约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但帅嘉谟不谈总数，只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顿时就显得歙县境况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完全经得起查证，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非凡效果——事实上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但也不是说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惨绝人寰，简直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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