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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说：我们读书乡上每天要补助一角五分。

    我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花花说：大人们都说，是因为你们砍了我们的木头啊，所以才补偿我们的。

    我的确搞不懂砍木头和读书有补助有什么关系，但是一角五分钱的确很诱人，那是一本连环画的价格。这么多年愉快的童年，我们从来不知道，一直在周边的村里的本地人别有深意的目光中生活。林场和当地，是两条平行线，基本上没有来往，除了父亲这种有工作性质的人以外。长大了以后，才发现，有时候，会惊出一身冷汗。既然出现了，就必须面对。语言、习俗，这是对于大人而言。对小孩而言，完全就是天性的吸引。当大人还在提心吊胆生活或者为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了，但我们永远都成不了本地人。

    花花家是村里常见的一幢碉楼，三层，第一层是牛圈，人住在二层，三层一半是经房，一半用来晾晒东西。虽然还有些牲畜的味道，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餐具擦洗得铮亮，不是我印象中那种脏兮兮的样子。屋中间有一个凹下的火塘，上面支了副三脚架，三脚架上面是一只外面漆黑的烧茶铝锅，正中靠山墙上方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下面有一张方桌，桌子上摆着三盏清油灯和插在江津白酒瓶子里的一束塑料花。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野牦牛头骨，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马茶味道。

    花花的小床靠窗，整洁的被褥，窗前还有一排书，旁边有一个墨水瓶做的花瓶，插着羊角花，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在花花的家里，我发现了很多跟我家里差不多的东西，比如塑料脚盆、书包、毯子、桌布，连样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在这里，我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的感觉。

    我想起自己的狗窝，脏乱差，不仅如此，还经常尿床，就是持之以恒地在床单上画“世界地图”，下面的垫絮甚至被尿蚀出一个大洞。与她相比，我像一个本地小男孩，她更像一个成都小姑娘。关于那只碗，从她身上，我发现了有些固有的观念开始松动。

    你为什么叫花花？姓什么呢？我问。

    啊，我没有爸爸，所以叫花花。花花说。

    哈哈哈，我笑了起来，怎么可能？

    花花脸一红，没有说话，只是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我突然想起了母亲说过的吴玉没有结婚。这应该就是我们森工诸多不能理解的习俗中的一种，想起母亲说的：嘴巴闭上，别人不会把你当哑巴，闭嘴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看见你坐自行车来的。花花说，我也坐过，也是你阿爸的自行车，跑得可快了。有次下雪，自行车还溜了，我和你阿爸都摔倒了，把你阿爸吓得不得了，生怕我摔坏了。

    父亲和花花一家比我想象的更加熟悉，好多是我直觉中感到惊异却又说不出什么。

    吴玉问我：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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