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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们乱作一堆，听不到军官们的号令，只能呆在那里给人做枪靶子，可怜他们死伤惨重，大概有23以上的人中弹倒下了，其余的士兵恐慌极了，都作鸟兽散。

    一个赶车的人从他所在的队伍中拽出一匹马来逃跑了，他立即成了别的车夫的榜样，于是大家也都跟着逃跑了。

    因此所有的马车、粮秣、大炮和其他的军火全留给了敌人。

    将军本人也受伤了，他的部下好不容易才把他救了出来。

    他的秘书薛力先生在他身边饮弹而亡；全军86位军官，至少有63位牺牲或受伤的，1100名士兵中有714位战士在此次战役中丧生。

    这1100名兵士都是从全军中挑出来最优秀的士兵；死里逃生的士兵们都逃往丹巴上校那里，按原定的作战计划，丹巴上校负责押运大量的军火，粮草和行李在后面随行。

    逃来的士兵并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袭，但是他们给丹巴上校和他的部队带来了恐慌，这种恐慌使得他们方寸大乱。

    虽然他们现在还有1000多人，而在丛林中伏击布莱德多克将军的敌军包括印地安人和法国人总共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400多人。

    但丹巴上校不但不敢向前进军，转败为胜，反而命令把全部的粮秣辎重等物加以销毁，免受拖累，以便获得更多的马匹帮他逃回殖民地。

    当时他还答应了维吉尼亚、马里兰和宾西法尼亚州的州长们的要求，要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便保卫居民；但是他却一直仓皇后退，直到退到费城，感觉到那里的居民能够确保他的安全。

    这整件事首先打破了英国正规军在美洲殖民地人民心目中勇敢无敌的光辉形象。

    人们意识到，以前对他们推崇备至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

    在他们第一次行军时，从他们登陆到他们到达殖民地为止，他们一路抢劫掳掠所经过的村庄，无恶不作，害得某些穷苦的家庭破产了，而假如他们胆敢反抗，则侮辱虐待和幽禁加倍地接踵而至。

    假如我们需要保护者保护的话，那这件事就足够使我们对所谓的保卫者厌恶至极。

    这与我们法国友人的行为是多么不同呀！他们1781年从罗德艾兰岛到维吉尼亚州去，经过我们我们州的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全程达700英里之长。

    但是他们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没有因为丢失猪啊，鸡啊，甚至苹果等任何细小的东西而抱怨，他们对沿路的居民真是做到了秋毫无犯。

    那位将军的一个副官欧姆上尉受了重伤，他跟将军一起被救了出来，并且一直和将军住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去世为止。

    欧姆上尉对我说：“将军在第一天里沉默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说了一句，‘谁会想得到呢？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沉默，直到去世前的几分钟里才说了最后一句话：‘下一次，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收拾他们了。

    ’”

    秘书的文件包括将军的全部命令，训令和通信，这些全部落入了敌人之手，他们挑选了几件，并翻成了法文，印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前对法国已经有敌意了。

    在这些发表的文件中，我看见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信中对我向他的军队提供周到服务赞誉备至，并请他们注意我。

    几年后，当赫特福德领主任法国大使时，大卫休姆做过他的秘书，后来他又在康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做了康威将军的秘书，他也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莱德多克将军的极力推荐我的信件。

    但是因为这次出征的失利，人们大概认为我的协助也没有什么价值，因而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

    对将军本人，我只要求一个回报，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部下不要再征募我们跟他订立合同的奴仆，已经征募的请他释放。

    这件事他很快地答应了。

    有几个订立了合同的奴仆，经过我的申请，重新归还他们的主人。

    军权被丹巴接手后，丹巴就不那么干脆了。

    当他退却逃跑到费城时，我请他释放兰从开斯特3个穷苦农民家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已故将军有这方面的命令。

    他向我保证，他的军队就要开到纽约去了，几天之后他将在特伦顿停留，如果这些主人到特伦顿去找他，他在那里会把他们的仆人还给他们。

    于是这些农民就凑足了路费，不辞辛苦地赶到特伦顿去，到了那里丹巴却拒绝了履行他的诺言，使他们大失所望，而且白白浪费一通路费。

    等到关于车辆和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顾都向我索取由我作保的赔偿费。

    他们的要求使我大伤脑筋，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在军需官的手中了，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来自薛力将军，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薛力将军发出了赔偿申请，但是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回复，因此必须要有耐心。

    但是，这番话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的人已经开始向我提出诉讼了。

    最后薛力将军终于把我从这可怕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了，他委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各人的要求，并支付赔款。

    赔款总数已达两万镑之巨，如果这一切都要我来承担的话，我非破产不可了！

    在我们接到失败的消息之前，有两位邦德医生带着募捐册来向我募捐，以便集资举办一次盛大的焰火晚会，准备在我们收到攻下杜肯堡的捷报之后狂欢庆祝。

    我表情严肃地告诉他们说我认为当我们收到了确切的消息以后，需要举行狂欢庆祝时再来筹备也不迟。

    对于我没有立即赞同他们的建议，他们表现得很惊讶，其中一个人说：“呀，你总不会认为我们连这样的炮台都攻不下吧？

    ！”

    “我并不认为我们攻不下，但是胜败很难预测呀。”

    接着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募捐也就此作罢，因而，他们总算躲过了一场让他们懊恼的事。

    如果他们买了烟火，他们定会悔恨交加的！后来在另一个场合，邦德医生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不好的预感。

    在布莱德多克将军失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不断地跟议会摩擦，一个咨文接一个咨文地宣读，企图迫使州议会通过州防备经费的法案而免征地主的财产税，他否决了州议会所有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免除征收地主财产税的条款。

    现在危险更大了，加强州的防备的需要也更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他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利无疑将受到严重的侵犯。

    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个议案，拨款五万镑，的确州长建议只改动一个字，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征税，地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了“不”字，修改虽然不多，但意义却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英国的朋友。

    当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就哗然了，指责地主们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不公正的咨文？

    熏既然他们阻碍了州防备，那他们就没有权力再管理殖民地事情了。

    州长们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财务总管从税收入中拨出5000镑，也不管州议会在这个目的上通过多大数目的经费。

    这样，接到这样的通知后，州议会就接受了这五千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款，于是议案就被通过了。

    根据这个法案，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总额共有60000镑。

    我一度积极参与了这项议案的起草工作，并积极使得它获得通过。

    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志愿者民兵的议案，并且在议会中很容易地获得了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小心地保留了教友会的自由。

    为了促进和民兵的必要的联系，我写了一篇对话录，尽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关于反对民兵和驳斥民兵的观点都给予答复和解释，这篇对话录被印了出来，并且如我所想的，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民兵联队已经开始训练的时候，州长请我去办理西北部的边防，修建一系列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因为那里经常有敌人出没。

    我承担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不坚信我自己就一定胜任这个职务。

    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只要我觉得合适就可以颁发给任何人。

    招募志愿者我倒是没有什么困难，不久我就招募了560多人，全归我统帅。

    我的儿子，他曾经在对加拿大的战役中做过军官，是我一个得力的助手，并且帮了我很大的忙。

    印地安人已经焚毁了哥纳登荷，一个兄弟派的教友会建立的村落，他们屠杀了那里的居民；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个建立炮台的理想位置。

    为了向那里进军，我在伯利恒齐集了部队，伯利恒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

    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工事是做得如此的好，也许是哥那登荷的破坏使得他们预防陷入危险吧。

    这个地方的房屋都是用栅栏围起来的，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质地精良的武器设备，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内他们还堆放了一些石头，以便在印地安人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妇女们可以向那些入侵者扔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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