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到的鱼不用再喂食，这道出了很多人的心态。他们人际交往非常急功近利，且不知，这样做断送的不仅是刚刚建立的良好关系，更是自身的声誉。

    试想，谁会愿意和急功近利的人交往呢？社会上也是如此，今天偷工减料省了一块钱，而明天可能少了十位顾客，这绝不是聪明人的选择。

    1944年，新墨西哥州圣菲北方34英里（约54公里）处，有一个叫罗斯阿拉摩斯的地方，此地建有一个秘密实验室，在j.r.奥本海默博士的指导下，正在秘密地制造装有起爆剂的原子弹。

    经过有关方面的长时间努力，格罗夫斯准将终于和当时的杜邦公司总经理卡班达达成了关于杜邦公司全面协助曼哈顿计划的契约：

    1．杜邦公司负责全部计划所需工程的设计、建造及安全运转；报酬除成本费以外，再加上适当的利润。但杜邦公司将利润定为1美元。

    2．在整个计划中，杜邦公司开发出的新技术应一律为陆军所有。

    杜邦公司为了这项工程，将全体职工6万人从东至西搬了2700英里（约4345公里），到头来却仅仅索取1美元的利润，实在奇怪。无论如何，这项浩大的工程如期完工了。

    皮艾尔·s.杜邦确实具有了不起的才干，他之所以仅以1美元订下制造原子弹契约，是因为考虑到这项专门技术会在战后带来天文数字的财富，事实也证明了一点。他抓住这个时机，借此积累财富，进行无休止的扩充；他重视技术，网络了大批年轻的化学家，从德国接收大批技术人员，结果给他带来了惊人的财富。

    战后的杜邦集团，凭借其制造原子弹带来的重大政治影响和获取的经济实力，获得了收敛巨富的极好机会。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本人就是杜邦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竟然是杜邦公司gm的常务理事，他曾经以美国政府名义下大量轮胎订单给杜邦公司。虽然杜邦声称制造原子弹只挣1美元，但他却拿到了远比表面财富更多的东西。

    杜邦公司的这种着眼于长远，把政治与经济相连，借官方开拓经营之道的做法，给我们很大启示。作为一个商人，当然要谋利，问题是你要分清是谋当前的蝇头小利，还是要今后的大量财富。

    而只求损人利己，丝毫不讲商业道德的商人最终会被逐出生意场。

    山西票商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存放款业务，这与现代银行经营相类似。票号赢利就在于存放款利息的差额，存款时票号付低息，放款时则收取较高利息。当时对于票商来说，最大谋利对象是在票号存款的富户。官绅们并不把利息放在心上，只图安全、方便。山西票商为图长远之利益，因而在放款时也收取较低的利息，这里面以平遥帮票号最为人称道，徐坷曾云：

    试以存款论，平遥帮之存款利息至高三厘，祁、太两帮可由三厘至四厘，甚且有得四厘半者。以放款论，平遥帮放出之款，多仅六厘，至多亦仅七厘而止，甚至有仅取五厘者。若祁、太两帮，则往往多至一分，平均之数亦七八厘。

    票商在存放款业务中获利最丰的机会要属大批官款的存放了。官款存放并不需要支付利息，并且往往数额巨大。但众多银行创立后，票号生意便大受损失，其中，来自户部银行的威胁最大。著名票商李宏龄曾说：

    “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库、藩库之力，资产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减不得也；不足则一口吸尽，利息顿涨，我欲不增又不得也。”

    这就是说，在户部银行创立之后，仅就存放款一项业务而言，山西票号已成为户部银行的附庸，户部银行实力雄厚，随行提高或降低存放款利率，山西帮票号只好应承随风倒，无法与户部银行相抗衡，“禁用重息”的传统信条显然已不合时宜了。

    这是历史向山西商人发出的挑战，也是历史给他们的一次机遇，善于乘势而起的山西商人却错过了这一次大好时机，他们过分相信自己高超的经营策略，尽管李宏龄等人奔走呼吁，但实力雄厚的山西商人再也没有重振雄风。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只有眼光长远，不计较蝇头小利的人，才有机会取得成功的可能，所以，鱼儿上钩之后也不要疏忽大意，更不应得意忘形。放长线钓大鱼，而钓上的鱼儿更要悉心喂养，这样才能长远地建立起你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