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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也很担心自己的病情。但每次医生前来诊疗时，他又没有提出各种问题让医生为难。而医生也颇有顾虑，对病情所谈甚少。

    父亲似乎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至少他是在想自己离世以后这个家会怎么样。

    “让小孩子受教育，也是利弊掺半啊。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可孩子肯定不回老家了。就好像特意为了父母与子女分别去念书似的。”

    哥哥上学的结果，就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由于受了教育，我也将东京认定是自己的归宿。培养出了这样的儿子，父亲发牢骚并非没有道理。在父亲的想象中，母亲孤单地居住在这间乡下老宅中的场景，一定令父亲更加感到凄凉。

    家里不会发生什么变迁——父亲对此非常肯定。他同样相信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家里也不会有什么变迁。一方面，他想到在自己死后，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旧屋中生活，就会感到非常不安。而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我能在东京谋得一个好工作——父亲的思想中充斥着这种矛盾。而我则一面觉得父亲的这种矛盾思想非常奇怪，一面又感到如果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可以回东京了，对此感到丝丝欣慰。

    在父母面前，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寻找合适工作的样子。我写信给先生，向他详细说明了家里发生的林林总总，并拜托他帮我介绍自己力能胜任的任何工作。虽然这么写，可我不认为先生在找工作上会帮我什么忙。就算是他愿意帮助我，以他狭窄的交际圈而言，也是枉然的。但我还是给先生写了这封信，并认为他一定会给我回信的。

    我在写好信将要封上时，转身对母亲说：

    “我给先生写了信。就是按照您吩咐的内容写的。您看看吧。”

    和我预想的一样，母亲并没有将信封打开。

    “是嘛，那就赶紧寄出去吧。这种事儿，就算是别人不提醒，自己也应该早些弄好的。”

    母亲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而我也确实有种孩童的感觉。

    “可只是寄信还是不够。不管怎么样，我到了九月还是要去趟东京的。”

    “你说的也许是吧。不过也不一定就没有好工作啊，还是早点儿拜托他为好啊。”

    “嗯。反正先生一定会给我回信，那时候看了回信再说。”

    关于回信，我倒是非常相信态度一向认真的先生。我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可我的等待最终还是落空了。一周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先生的任何音信。

    “很可能是去哪里避暑了吧。”

    我不得不向母亲这样解释。这句话并不只是对母亲的一个安慰，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可如果我不借个什么理由来帮先生辩护一下的话，心里就会觉得非常不安。

    我有时会忘记父亲生病的事情，一心想着早点儿回到东京。而父亲也会偶尔忘记自己的病情。他担心自己的未来，可又未对未来采取任何举措。我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向先生劝说的那样，得到一个与父亲坦白分配家产的机会。

    八

    进入九月后，我终于要回东京了。我拜托父亲还像以前那样给我寄学费。

    “老这么在家里待着的话，是不会找到您所说的那种好工作的。”

    我向父亲表示，回东京正是因为要找到父亲期望的那种工作。

    “当然，找到工作后就不用寄钱了。”我又补充道。

    我总有种感觉，这种好事到底是不会落到我头上的。可对社会不甚了解的父亲，和我有着相反的感觉。

    “如果找工作的话，应该就是短时期内吧，总会给你想想办法的。可不能时间太长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必须自立了。本来找到了工作，马上就不必再依靠家里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只知道怎么花钱，根本不知道怎么赚钱啊。”

    父亲嘟嘟囔囔地发了不少牢骚，包括“过去是儿子养老子，现在老子养儿子”等。而我只能默不作声，恭敬倾听。

    父亲的牢骚暂时告一段落。我刚要悄悄离开，父亲向我问起何时回东京。对我来说当然越早越好。

    “让你母亲定个日子吧。”

    “好的。”

    那时的我，在父亲面前格外谨顺。我希望在尽量不违背父亲意愿的前提下离开老家。而父亲又留住了我。

    “你一回东京，这家里又会变得冷冷清清了。只剩下我和你母亲两个人了。虽说我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可也说不准哪天就会有什么意外。”

    我极力安慰父亲一番，然后回到自己房间的书桌前。我坐在四处摊开的书堆中，不停地咀嚼刚才父亲充满不安的态度和语言。这时，耳边又传来蝉鸣之声。这次的蝉鸣和近几日听到的不同，是寒蝉的鸣叫之声。我在夏日返回故乡，端坐于一片躁耳的蝉鸣之中，心中时时涌出不可名状的忧伤。这忧伤与那鼓噪的蝉鸣之声，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沁入肺腑般的痕迹。每到这时，我就会一动不动，独自审视着自己。

    在夏天回到老家后，我那份忧愁开始渐渐变了情调。如同秋蝉之鸣变成寒蝉之鸣，我感觉包裹着自己的人生宿命，正在巨大的轮回中慢慢移动。我一面反复思考着处于孤独状态中的父亲和他的语言及态度，一面又想起了我投信而去，但却未向我投信而还的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和父亲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存在。而我，又一股脑儿地将这完全相反的两者进行比较，一起联想。

    我几乎知晓父亲的一切。如是父亲离世，只不过是某种父子之情的遗憾。而对先生，我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他答应要与我谈谈自己过去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总之，对我来说，先生是扑朔迷离的。我定要越过两个人之间的障碍，将我们的关系推进至更加光明之处后才可一逞快意。如果断绝与先生的联系，我会极为痛苦。最后，我找到母亲，和她商定了返回东京的日期。

    九

    在我快要动身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动身两天前的傍晚），父亲忽然又发病了。当时，我正在捆绑装有书籍和衣服的行李。而父亲正在洗澡。我听到正在给父亲搓背的母亲大喊着我的名字，然后就看到裸体的父亲被母亲从后面抱了出来。可回到房间时，父亲却说已经没事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坐在父亲的枕边，用湿毛巾为父亲的额头降温。一直到九点多才随便地吃了几口晚饭。

    到了第二天，父亲恢复的情况要比想象中的好。他不听劝告，又自己去了厕所。

    “已经没什么事儿了。”

    父亲又重复着去年年底昏倒时对我说过的话。不过那时候确实像他说的那样身体暂时没什么事了。我觉得这次可能也会差不多吧。不过医生只是说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之类的话，却不肯把关键的什么说出来。我内心极度不安，即使已经到了回东京的那天，也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

    “还是再看看情况怎么样吧。”我和母亲商量着。

    “就这样吧。”她同意我说的话。

    母亲如果看到父亲精神满满地在院子里散步，或是下厨房什么的，会不以为然。可出了这档子事，她又会过分担心。

    “你今天不是该回东京了吗？”父亲问道。

    “嗯，过几天再走。”我回答。

    “因为我吗？”父亲反问道。

    我犹豫了片刻。若回答是，正好证明了父亲病情很严重。我可不想拨动父亲那过于敏感的心弦。但父亲好像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真抱歉啊。”他说着，转向院子。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放在那里的行李。行李捆得很结实，随时出发都没问题。我怔怔地站在行李前，想着是不是把行李解开。

    我又在这坐立不安的状态中度过了三四天。父亲又一次晕倒了。医生命令他保持严格的卧床休养。

    “到底怎么办才好啊？”母亲用父亲听不到的细小声音向我问道。母亲面露担忧。我想给哥哥和妹妹打个电报，可卧床的父亲倒是看不出有什么苦闷的情绪。看他说话的样子，与患感冒的时候完全相同。父亲的食欲一直在增长，而且还是那么不听人劝。

    “反正也要死了，要多吃点儿好的才行。”

    听着父亲这番对美食的论调，我心里感觉又是滑稽，又是悲伤。父亲并没有住过能获得美食享受的大都市。他所说的美食，只不过是在深夜里啃一块烧好的年糕罢了。

    “为什么这么渴呢？也许在骨子里还有些硬朗的地方也说不定。”

    母亲在失望中还是有些希望的。她往日总习惯在生病的时候使用“渴”这个字眼，来表示对什么食物都想吃的意思。

    伯父来探病的时候，父亲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走。“感到寂寞”是他的主要理由。可他也对伯父发着牢骚，说母亲和我不给他想吃的东西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十

    父亲的病情稳定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在这期间，我给现在九州的兄长寄了一封长信，而妈妈给妹妹写了一封信。我暗自认为，这可能是以父亲的健康为内容，给他们兄妹二人所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了。所以在给两个人的信中，都写上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就打电报让他们回来的词句。

    哥哥的工作非常繁忙，二妹妹则正怀着孕。所以如果父亲的危险不是近在眼前的话，没法轻易叫他们赶回来。可要是他们特意赶回来，又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的话，自己被如此埋怨也挺让人难受的。所以我在打电报的时机上，感觉到了不为人知的压力。

    “具体怎么样我也说不准。不过请您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出现。”

    从停车场那条街请来的医生这样对我说。我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希望能和这位医生说说，让她帮着找一位镇上医院的护士。当父亲看到在身边与她问候的这位白衣女子时，脸色一变。

    父亲早就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可他并没有发现死亡的迫近。

    “要是这次好了的话，我们就去东京玩玩儿。人生无常啊。有什么想做的事儿，都要趁还活着的时候去做啊。”

    母亲无可奈何地迎合说道：“那时候也带上我一起去吧。”

    有时候，父亲又会非常寂寞。

    “我要是死了，你要好好照顾你母亲。”

    这句“我要是死了”，唤起我心底的某种记忆。在我毕业的那天晚上，要离开东京时，先生对夫人重复很多遍这句话。我想起那时面带笑容的先生，和一面制止先生，一面捂住耳朵的夫人的模样。那时，先生的那句“我要是死了”只是一种单纯的假设。而现在我所听到的则是不知何时就会发生的事实。我学不来夫人对先生的那种态度。可也要用些空话来分散父亲的注意。

    “你可别说些丧气话。不是说病好了去东京旅游吗，和母亲一起去？您这次要是去了东京，一定会大吃一惊。那里变化极大。电车新增了多条路线呢。电车一通，街道马上就变样了。而且市里的区域也重新划分了。可以说，东京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

    我也没办法，把不需要说的事都多嘴般地说出来。父亲听着我的描述，一脸满意的神色。

    家里一有病人，自然出入的人也就多了起来。附近的亲戚们每隔两天就会有一个人过来探望。探病的人中也有住得较远、平时关系比较生疏的人。“我还以为怎么了，看样子不是挺结实的嘛。说话也没问题，脸上也没见瘦啊。”他们说过上面这些话，就离开了。我回家时这间安静得有些过分的旧宅，由于父亲的病，开始渐渐变得喧闹起来。

    这期间，在床上静卧的父亲，病情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我和母亲还有伯父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给哥哥和妹妹发了电报。哥哥回复说立刻回来。妹夫也说回来。妹夫老早就说过，妹妹曾经流过产，这次为了不形成习惯需要静养。他可能会代妹妹前来。

    十一

    在这令人心神不安的日子里，我还是能求得些许静坐的闲暇。偶尔也会翻开书本，读上十来页。我那件已经捆绑结实的行李也在什么时候被解开了。我从中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在离开东京的时候，曾经计划要在这个夏天复习一下自己所学的知识。我现在复习的还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这种失落感迄今为止已经多次出现，可像今夏这样不顺利的情况还是很少出现的。虽然自己认为这只是世间常事，可还是禁不住会产生烦闷的感觉。

    我一面在这儿怏怏不乐地静坐，一面担心着父亲的病情，也想象着他去世后的种种。而在同时，我的头脑中又浮现出先生的身影。我凝视着这两个人，这两个出现在自己烦闷心情两端的人，凝视着他们完全不同的地位、教育与性格。

    我离开了父亲的枕旁，一个人在杂乱摆放的书堆中挽着胳膊发愣。这时候，母亲进来了。

    “睡会儿午觉吧，你也够累的。”

    母亲并不了解我此刻的心情。而我也不是母亲所能揣摩了解的那种小孩子了。我只是简单地道了声谢谢。母亲依旧站在门口。

    “父亲怎么样了？”我问道。

    “现在睡着了。”母亲答道。

    母亲忽然走过来坐到我的身旁，问道：

    “先生那边还是没什么消息吗？”

    母亲相信了我那时的话——我曾向母亲保证先生一定会给我回信的。可现在我反倒不再指望着能有什么父母期盼的回复了。这样一来，弄得好像我在故意欺骗母亲似的。

    “再写一封信试试看？”母亲说道。

    如果能使母亲感到安慰，多写几封没什么用处的信，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麻烦。可一想到先生要被迫收到这么多信，我就感觉很痛苦。对我而言，相对于被父亲训斥或惹母亲生气，被先生瞧不起要可怕得多。我也曾经胡乱猜测过，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先生的信。

    “写封信倒是不难，可这种事儿不是随随便便写封信就能办到的。我怎么也要去趟东京，亲自去求求先生。”

    “可你父亲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去东京呢。”

    “所以我没去啊。无论能否痊愈，在没有结果之前，我都会一直待在这儿的。”

    “这是自然。任谁也不能丢开如此病重的人，自己跑到东京去啊。”

    我开始对一无所知的母亲暗暗同情。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在慌乱的时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正如有时我会将父亲的病情暂时搁置一旁，求得片刻静坐读书的闲暇那样——莫非母亲也会在某些时刻将眼前的病人忘掉，去考虑别的事情呢？

    “实际上……”正在这时，母亲脱口说道，“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在你父亲活着的时候，你的工作能定下来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安心。可现在这个样子，好像怎么也赶不上了。即便这样，在他说话还算清楚、头脑还算清醒的时候，你也应该努努力，让他高兴一下。这也算是你尽了孝心。”

    可怜的我竟然落到不能尽孝心的地步了。最终，我还是连一行字都没写给先生。

    十二

    哥哥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在躺着读报纸。父亲平生有个习惯，无论多忙，报纸都不能不读。由于卧病在床的缘故，倍感无聊的他对读报就更喜爱了。我和母亲也没对此反对，尽量由着他的性子。

    “父亲不是挺精神的嘛。来的时候还以为有多严重呢，这不是挺健康的嘛，”

    哥哥一面这么说着，一面和父亲聊了起来。对我而言，这种过于高调的表示反而令我产生某种不和谐的感觉。可当哥哥背着父亲和我独自相处时，反倒变得沉默了。

    “报纸什么的，不看不行吗？”

    “我也觉得不看为好，可父亲不答应，真没办法。”

    哥哥默默地听着我的解释。停了一下，说了句“能看懂吗”。哥哥觉得由于生病的缘故，父亲的理解力要比平时迟钝很多。

    “挺清楚的。我刚才在父亲枕边坐了二十分钟，跟他聊了不少。父亲的谈吐很有条理，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这样的话，也许还能再支撑一段时间。”

    妹夫和哥哥前后脚到家的，他要比我们乐观得多。父亲曾向妹夫问起妹妹这样那样的情况，然后说道：“身体要紧，最好还是别坐摇摇晃晃的火车。要是非得过来看我，反倒会给我增加心理负担。”又说什么“这次病好了的话，我就去看看小孩。我也好久没出去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乃木大将（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大将）死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先从报纸上得知的。

    “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父亲说道。

    一无所知的我们被父亲的话弄得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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