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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没钱没粮内斗是标准流程，明军逃不掉，顺军逃不掉，郑成功逃不掉，西营当然也逃不掉，谁都逃不掉。

    没1千万两白银收入和1千万石粮食产量打底，和鞑靼人打仗没戏，实力差距太大，全是绝望的战斗。

    守序合上鞑靼兵力、财力和军情报告。

    他对洪承畴有了点兴趣。

    鲁江浙闽四省并无决定性的陆战，陆地战场全看西南。

    鞑靼人有3个统帅。

    四川吴三桂，湖广洪承畴，广东尚可喜。其中洪承畴坐镇中路，最为要害。

    顺治帝选择洪承畴当主帅，真是选对了人。

    老洪实战经验丰富，资历老，绿营将军几乎全是他当年在明朝当总督和督师的部下。

    历史仿佛来了一个轮回。

    西南明军主力是闯营和西营，鞑靼人给明朝扣一顶流寇的帽子，战场似乎又回到近20年前，洪承畴带着明军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模式。

    老洪对这个太擅长了。

    洪承畴此前一直被多尔衮压制，咸鱼翻身是因为多尔衮挂了，济尔哈朗给他撑腰。

    洪此番出任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广东六省经略。

    辖区内，所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包括镇守湖南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在内，悉听其节制。后来是尚可喜、耿继茂两藩王联合抗议，北京考虑到让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的下等奴才统辖藩王，确实有点不像话，就把广东从洪的辖区中独立出来。

    1645年洪承畴初次经略江南。

    当时他无权调动八旗兵，甚至连绿营兵，洪承畴也得与镶红旗都统叶臣商量使用，更要听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的调遣，其实没多少真正的军权。

    1654年洪承畴开府长沙。

    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上报而已。一切军事，均可便宜行事。五省辖区内，文武官员升、转、补、调，洪一言而决。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总兵以下，洪可先斩后奏。

    这权力大到吓死人，上次鞑靼朝廷有这么大权的臣子，还是入关初期多铎、博洛几个宗室诸王南征大将军。

    洪承畴从北京出征，一路意气风发，如其所曰，“横秋看剑气，跃马渡金波。坐策连云骑，亲挥指日戈。”

    当真是心高气昂，直冲云霄。

    一路上有很多人跪在路边，投效在洪承畴门下。

    长沙开幕府，洪承畴用门生、马仔、幕僚把湖南全省的官员换了一茬，又招募本地人才、武将，扩大统治基础，瓦解明军根基。

    湖南情况非常惨，这里是明军和鞑靼人拉锯十年的主战场。“尽天下之民，极百姓之苦，未有甚于湖南者。”

    各路势力来了都要打劫几遍湖南人民，济尔哈朗南征更搞了几次大屠城，湘潭屠杀尤甚。沈永忠在时，对湖南残余的皮骨之民提前征收了3年税粮。

    洪承畴在直接管辖的湖广（两湖）搞屯田恢复生产，加派九厘洪饷。

    洪饷即辽饷，鞑靼人入关后曾经一度废除，废辽饷本身是一项德政，鞑靼人初期很多地方传檄而定，江浙望风迎降与三饷有直接关系。明朝江南赋税极重，加派三饷后更是苦不堪言，士绅被三饷搞得对明朝绝望了。弘光年江南传说中的满人来了有大恩德，指的就是废三饷。

    因为西南、东南战事紧迫，鞑靼人迅速把洪饷向全国推广，在江南收得更狠。以鞑靼皇帝（康熙）自己的评价，江南很穷，士绅穷百姓穷，不如北方，被三饷搞惨了。重开三饷后，满清财政收入暴涨1000万两，他们在江南收得更狠。

    需要强调再强调，逻辑关系绝非明朝收不上江南士绅税，江南士绅心向鞑靼人，鞑靼人来后抽重税，江南士绅起义反抗。

    历史真实是明朝对江南士绅压迫太狠，收的税太重，江浙几个府负担了全国近一半中央财政收入，加派三饷后更是苦不堪言，所以明朝在南方民心丧尽。鞑靼人来了轻徭薄赋，废除三饷（部分地区未落实），江南这才望风景从。直到剃发令出台，激起南方普遍反抗。鞑靼人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在入关10几年后才重新开征三饷，并在江南严厉追饷加徭役。这时反倒没有大规模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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