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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黄巾时，卢植北路军的副将宗员是安众人，宗员有个侄儿宗林与袁术交好，到现在还有宗预、宗子卿分投汉魏两家，只是宗子卿被田信斩于岘山之战。

    “不必，你草拟文书，发于郭府君，意在伸张汉律威严，杀伤奴仆、部曲者视杀人、伤人之罪。”

    田信不着急，语气舒缓，想到现在的刑律，多少有些复杂，需要自己慢慢做准备。

    比如《蜀科》并不是新的律法，是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补充。

    律、令（效力高于律）、科（暂行办法、规章）、比（比较类似的案例，判案的援例法）。

    《蜀科》是治理益州特事特办的律法补充，执行内容比较严峻，执行的也到位。

    可荆州特别是南阳还没有贯彻《蜀科》，本地豪强也抵触严峻的《蜀科》，更不喜欢这个名字。

    而审案、判刑时，自董仲舒以来讲究春秋决狱，先援引春秋大义作为审案精神，一脚把汉律踹在边上。

    随着发展，后来援引五经经义来判案，这个援例法效力还在正经的律令之上，以至于出现很多孝子复仇而无罪、轻判的现象。

    这就导致正规的律法被轻视，而只有学习五经，精熟五经，才能成为一个大家眼中合格的官员，起码你能使用合乎大家理念的判案标准来判案。

    如果你不熟悉五经，即便熟悉汉律，你审案时肯定会得罪太多、太多人，这个官也就做不成。

    所以学习经学，才能当官，才能把官当稳。

    经学地位稳固后，就爆发了今经文、古经文两大集团的对抗，这真的是赢了一本万利，输了粉身碎骨的战役。

    争了几百年，两个集团相互渗透，到当代时郑玄集合古今之所长，加上蔡邕、卢植等人的努力，终于在灵帝手里完成《熹平石经》，这部刻在石碑上的六部正经就是灵帝承认的国家正经，是今后考试、判案的依据。

    那么国家正经刻在石碑上，供天下人传抄，那么正经的解释权也就握在朝廷、灵帝手里。

    灵帝开辟的鸿都门学也就有更大的作用，可以就近学习开阳门外的石经。

    再加上两次党锢，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所以熹平石经出世不久，便爆发黄巾之乱。

    现在不是你精通律法就能判案的，律法这东西不顶用，所以才制定《蜀科》，今后以《蜀科》作为判案的标准，效力在律令之上，也在五经援例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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