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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则，若是‘礼’与‘法’发生了冲突，请问主君该以谁为主呢？”西门吉刚才一直沉默不言，此时却是突然一针见血。

    “‘法’从‘礼’出，自然优于‘礼’，二者冲突当以‘法’为先。”

    于正思考过后下了结论，也就是这个结论，让他一直被后世的儒家所诟病，甚至说他是“霸”主，而不是“圣”主，评价上生生降了一个层级。

    法家抛弃“过时”的礼乐秩序，企求重建“刑”、“政”的秩序体系，而儒家试图对“礼”进行革新，在“礼”的范围内“复古”社会秩序。

    “礼”之规范体系以“德”为基础，以“教化”“修身”为手段，以“和谐”、“中庸”、“平衡”为目的，以“仁爱”为规范的价值追求。而“法”之规范体系以“政”为基础，以“刑杀”为手段，以“耕战”、“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功利”为价值取向。

    虽然后世也有很多人积极地为于正辩护，说他尊“法”而不废“礼”，乃是“礼法并重”。但是更多学者却凭这一句话，便认定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内心更重法度。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的于正既不是霸主也不是圣主，只是黑山的一方小领主罢了。

    家臣会议之后，于正勉强凭借自己这两年积累的权威，还是强行通过了“黑山法治议案”。其中几位主要的家臣支持者，有圆滑的端木容，他看到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忠心的计察，他愈发明白了自己的爪牙地位；有身为女性的牛爱花，她看到了身上“枷锁”的松动。

    另外还有一些对于正的崇敬之情压过了礼制敬畏之情的家臣，他们也站在了同意的一方。而且提拔的都是年轻人，相对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不是。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法”、“律”的编订成为了整个黑山上下的大事，“法”是总则，“律”是细则。

    按照于正“法从礼出”的原则，即便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家臣也积极参与了进来，他们是担心最后的“成文法”太过偏离礼制，所以进来监督校正的。

    于正原本的打算，他是想以两百年后李悝的《法经》为参考依据的，但是这《法经》在后世早已失传。不过也没关系，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后世的《汉律》便是以《法经》为本的，于正完成可以参考这两样，制定新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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