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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捷饶有兴趣地问道：“租子情况如何？农民负担重吗？”

    雷振邦摇摇头，说：“租子相当沉重。据他们讲，平常年月，交给地主的租子有六到七成。这两年，由于天地会不断起义，民变四起，长沙城里要办团练，要修城墙，赋税都加到佃农身上。如今呀，租子已经提高到七八成了。”

    吴捷叹口气道：“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呀。这么高的赋税，让农民怎么活下去？”

    雷振邦本在永明县做都头，深知民生凋敝，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令他想不到的是，毛栗冲地处长沙府，属于省城地界，此地的苛政竟然甚于永明这样的偏僻小县。毛栗冲的百姓，过得竟比永明百姓还要艰难。他说：

    “听农民讲，他们的日子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上一代人，农民自有土地还能占到三四成。由于地主巧取豪夺，不断从农民手中收购土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如今，此地农民自有土地已经不到两成了。

    “雪上加霜的是，朝廷征收田赋是以银子计算的，民间生活用度却以铜钱计算。这些年来，银贵钱贱。朝廷法定一两银子兑一千文钱，实际上，本地一两银子可兑两千三百文钱。因此呢，虽然田赋在数值上没有变化，农民实际负担竟然增加了一倍多。”

    哼，这就是满清的“永不加赋”了。康熙五十一年，即1751年，当时的康熙皇帝下诏，以当时的赋税定额为固定值，后世永不增加。

    但满清官员巧立名目，例如，在正税之外增加“火耗”。所谓“火耗”就是正常收税的损耗，譬如收粮过程中的秕谷、运输途中的损耗等。仅“火耗”一项，竟能高达正税的四五成。

    至于银贵钱贱，吴捷也是知道原因的。他说：

    “十年前，华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列强向华夏大量输入鸦片，造成华夏白银外流，白银价格也跟着飙涨。朝廷以白银计算赋税，银价上涨，农民身上的赋税也增加了一倍多。清妖官员不以为弊，反而为多收赋税而沾沾自喜。如此看来，天要亡清，挡也挡不住了。”

    “可不是呢”，雷振邦说道：“此地农民辛辛苦苦一样，遇到灾年自然填不饱肚子，遇到丰年，交过地租，农田家里所剩无几，同样吃不饱饭。以前，这里的精壮农民还能出去打零工，到南面不远的湘潭做搬运工。如今，洋货都改走海路了，农民无法打工补贴家用，生活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鸦片战争以前，华夏仅有广州可与外商开展贸易，是为历史上有名的广东十三行。洋货从广州北上，走陆路，全靠肩挑马驮，然后分成两路集散。

    一路走湖南，从湘潭换船，走湘江、洞庭湖，进入湖南、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另一路经江西，从南昌换船，走赣江、鄱阳湖，进入安徽、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地区。

    这种方式虽然原始，却也养活了上百万搬运工。鸦片战争后，洋船在华夏大江大河肆意行驶，全国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至魔都，由此也造成上百万人失业。

    明末朝廷裁撤驿站，驿站小卒李自成掀起叛乱。这上百万失业的搬运工，衣食无着，对朝廷十分不满，逐渐酝酿起叛乱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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