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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税口赋加过税、榷卖等杂项，荆襄南阳二十二县、三十万户，建继三年所征缴的钱粮总额约四百万贯，这其中还包括这几年来大量士绅迁入襄阳，致使襄阳府的过税、榷卖收入大增。

    在扣除这一项之后，荆襄南阳的税赋总额仅有三百万贯。

    关键是州县诸衙署日常开支，州县城池、巡检军寨、驿道、堤堰修缮以及州县刀弓手、乡兵巡防、捕盗治安等事，还要消耗大半，真正能给行营抽走以养兵马的钱粮，可能仅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贯。

    在顾藩看来，徐怀放弃朝廷每年固定输入的三百万贯军饷，而强行将荆襄纳入治下，既谈不上划算，又显得太操之过急了。

    “这倒也是，大越立朝以来，倚士大夫治天下，靖胜侯诸多作为汝蔡二州的士绅都得罪干净，其野心勃勃欲占据南阳、荆襄，也令南阳荆襄士绅纷纷迁居建邺——楚山不用士绅，却用军吏以治地方，开销更是惊人，”邓珪感慨道，“再说了，将卒提着脑袋浴血沙场，不就是为了封妻荫子，再得一些田宅颐养天年吗？楚山却好，限田限到军中武将头上来了，到最后还能剩几人替他卖命？我也觉得楚山这么搞是长久不了。”

    “邓侯却是明白人。”顾藩说道。

    “我遮头遮脸来见顾相，除了心思不安想早一刻确认消息外，还有一件事要与顾相说。”邓珪说道。

    “你说。”顾藩说道。

    “立朝之初，禁军及家属皆驻于京畿诸营，受三衙管辖，将帅奉枢密院征讨，统领兵马轮戍边州或征战敌境，家属是不随军辗转的，”邓珪说道，“之后因为边州距离京畿实在是路途遥远，三五年一轮戍，将卒却有小半时间辗转道途，为此劳顿不休，之后才渐渐改成禁军及家属固定驻泊于戍地。就当下而言，诸路兵马不再固定防守一个地方，常常根据战局的变化，需要在不同的地区、城池间调动，这时候家属再跟着调动，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此次倘若朝廷下诏使宣武军守御楚州，我就想请朝廷在江南划出一个区域使宣武军将卒家小迁入安居，这样将卒也能心无旁鹜为朝廷效力……”

    “哦，你真是这么想的？”顾藩有些意外的看向邓珪，不确定的问道。

    大越立朝之初，禁军将卒的驻区与戍区是严格分开来的。

    早年禁军将卒及家小都驻扎于京畿附近，受三衙管制，将卒每隔三年轮流调往边州，接受边将的统领卫戍边境、抵御外敌；同时各级边将又会在不同的防区进行轮换。

    这就有效防止边帅将掌控兵权之后对抗朝廷的情形发生。

    道理很简单，中下层武吏及普通兵卒的家小都在京畿，卫戍边州也是三到五年轮换一次，边将的野心再大，但中下层武吏及普通兵卒，有几个人会心甘情愿跟着边将造反或投靠外敌？

    边将真要有什么野心，朝廷通常也只需要一张圣旨就能轻松拿下。

    这也是代表朝廷旨意的士臣，通常能有效节制武将的关键。

    然而这一套制度难以长期执行下去。

    因为京畿距离边州太过遥远，三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轮戍，将卒差不多要有一年多时间在往返路途上奔波。

    后期禁军规模也日益庞大，上百万家小常年集中驻扎在京畿附近，再加京城居住人口快速增涨，朝廷每年需要从各路征调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石计的粮秣才能保证供应，最终不得不将边军将卒及家小固定迁到戍区驻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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