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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停工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不难看出这场集体罢工事件，反射出的种种矛盾：

    年前员工升职加薪，在涉及两名以下员工，切身利益方面，日方对南部过度放纵，引发员工情感不满，事后日方未能引起足够的警惕，及时给予妥善处理解决。

    年后生产恢复，订单持续增加，从香港回来的南部，工作风格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在车间看到不顺心的员工，随意指责，搞得车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已经犯了众怒。

    其他外资企业，在市场经济复苏情况下，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员工的基本薪资、提高了加班支付标准，而本企业对员工的建议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让员工感到失望。

    对于美国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行为，正当大家群情激昂，谴责声讨之际，南部私下对翻译发表评论，“我欣赏美国人的做法，更喜欢中国的女人。”

    员工听了，愤恨至极，向日方高层要求南部道歉，日方采取了缄默的做法。

    企业订单越来越多，交期时限要求更严，工期比过去缩短，一旦失约，企业要承担巨额罚金。

    日方只要求员工加班加点，完成订单，没有顾及员工需求，满足其合理的需要。

    程英豪那样的人，为了迎合日方期望，提高自己的威望，增加自己的升职资本，又开始蠢蠢欲动，给员工除了提高定额之外，还少报员工的加班，员工已经无法忍受。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离开，大不了换一个厂子，重新开始心理，让基层员工孤注一掷，在日方很迫切提高产量、完成订单交期的节骨眼上，采取集体罢工，倒逼日方，解决这些日积月累的关切问题。

    他们其所以能这样做，已经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还有其他还有机会的外在因素，促成了这次罢工的筹码，给日方敲响了警钟。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涟漪，新厂的上千名员工，也在第三天集体停工，与老厂相互呼应，让日方高层感到棘手，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日方要求中方高层，以各课现有管理人员为单位，到员工宿舍，动员员工复工，并承诺，解决员工关心的所有问题。

    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就连中方最高层、王大勋工厂长，心里都没有谱，员工怎么可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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