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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廷议如此，就驳回朝臣们所奏，不废考成，尤其是内阁考成六科之权。”

    “另外，下诏，内阁大学士改正五品为从一品，名正言顺为国家执政！”

    “再增加内阁学士一职，设为从二品，作为大学士属官，分理阁务，每大学士配一内阁学士，着廷推内阁学士数名，作为将来迁转尚书与内阁大学士等公卿之备选。”

    “且降旨工部，在文渊阁阁北忝造卷篷三间，为内阁学士集中办公与休憩、存放之所。”

    “还有，在文渊阁阁中一间于孔像侧加奉先生、高拱、赵贞吉等本朝历代名辅之像，凡入阁者，既当记古先师之教，也得思今贤良之齐。”

    “至于除先生与高拱、赵贞吉外，还有哪些名辅当列像于中枢机要，为后世入阁者标榜，就让他们廷议去！”

    “让哪些翰林院、国子监、礼部的清流、还有六科的给事中与都察院的御史们去吵，反正他们也喜欢吵吵，正好不必一直盯着考成这件事。”

    朱翊钧也开始向申时行学习，用制造新热点的办法来转移旧热点，进而达到转移矛盾的目的。

    但朱翊钧下诏增加内阁学士一职和扩建内阁，列名辅像于孔子像旁，倒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深思熟虑后早就想做的事。

    只是，他有意在整个官僚集团开始与他步调一致后才决定下旨这样做，以避免在步调不一致时就这样做而造成更大的混乱。

    朱翊钧本身就知道，大明是一个小朝廷模式的帝国。

    这开创者朱元章对官僚本身不信任且有意让帝国只让少量官员维持运转，使财政开支因而尽可能少，税赋也尽可能少，使民众受剥削程度不大有关。

    但偏偏大明是一个大帝国，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后世商业大兴决定了帝国靠全国数万官僚，准确说是京城两千多官僚管理是不行的。

    首先就是导致大量地方成为三不管，尤其是一些新兴市镇。

    如广东佛山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户口上万的大镇，不逊于许多州府，但在这里的官衙只有一个巡检司，自然也就导致该镇的工商业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工商税却没有增加，治安也没得到有效管理，成为许多盗贼窝藏之地。

    甚至在京郊，也因为出现了许多乡村发展成集镇，而集镇规模发展成县府级规模，而偏偏这些集镇又都因为是靠商业大兴而起，也就多处在各县交界的交通要地，造成三不管现象，而使得京郊一带许多大盗邪教就在这些地方滋生，也给京师治安造成了很大影响。

    明朝京师一带的盗贼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多见于实录与官员的奏疏中，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官府管理。

    所以，大明是需要增加大量官僚的。

    毕竟这样庞大的帝国，尤其是在中后期商业大兴、人口大量增加后，决定了他的趋势就是得中央集权，得有更庞大的官僚，才能避免混乱。

    因为凡是在朝廷力量薄弱的时候，反而盗贼横生、更加民不聊生，乃至会出现地方势力争地盘导致的大规模械斗，历史上还直接出现大规模割据势力争霸造成的战乱。

    当然，官僚集团过于庞大，中央过于集权也不好，也会因为财政崩溃和腐败加剧而最终灭亡。

    制度都有不合时宜的时候，正如罗贯中所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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