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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这样。”安德烈神父也赞同道：“想履行好作为牧者的职责，就得放下傲慢，像当年使徒时代的神父们一样，尽力与信徒们共融，理解和帮助他们。我想，其他兄弟也会赞同这个结论的。”

    郭康点了点头。

    他觉得安德烈说到点子上了。傲慢这个问题，确实是教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件事在东亚表现得特别明显。罗马公教的失败，用眼高于顶和欺软怕硬两个词就能概括了。

    在传教早期，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就提出，塞里斯的传统礼仪合乎教义，可以相容。他们；但道明会、方济会认为，这些礼仪和教义冲突，认为利玛窦等人都在进行异端行为。双方彼此争执不休，牵扯到了一系列关于教义、文化的争端，以及复杂的政治和教派斗争，前后长达数百年，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然而从头到尾，教义在其中都不是主要原因。教会传教这么多年，承认的各种习俗、认可的各类本地宗教多了去了，没必要纠结这种事。但因为两个修会的党争，导致事情走向了无法通融的地步。

    1704年，教宗下令禁止祭祖、祭孔、悼亡等礼仪活动，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次年，特使来到京师，康熙亲自出马，向特使说明情况，解释说敬天、祭祖等仪式，只是为了表达敬意，和宗教无关。

    双方多次辩经，还招来肇事的教士，现场解释作证。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教会依然不愿妥协，谈判无果而终。

    1707年，教宗特使来到南京，单方面宣布了禁令。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同时声明，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否则就要被驱逐。

    但此时，康熙依然还希望能说服对方，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去罗马给教宗说明情况，辩解经义争端。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迫使康熙又写信求情，才答应放人。

    17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康熙再次亲自出面，解释了孔子牌位的由来等问题。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171年，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清政府这才放弃，宣布禁止传教。

    不过，直到雍正时代，禁令都不太严格，耶稣会也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取代“利玛窦规矩”。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174年（乾隆7年），教宗正式下达命令，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终结了相关议题。禁令在整个东亚文化圈生效，也基本上终结了传教的历史。

    而这个禁令的结束，要更加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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