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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话题，郭康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或者说，到了这个地步，理论本身已经不单单是语言学理论上的争议，而是已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挂钩了——比如对文明的理解，还有紫帐汗国的文化政策，以及修会一直以来的思路。

    郭康对此，也一直不太想管。这种事，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他自己都经常不知道，未来的经验是否是正确的。

    而且，这东西有个“自我证明”的问题：比如，要是刚建帐的时候，宣布各地的语言都是罗马方言，大家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种不同之处，驳倒这个理论。

    但是，紫帐汗国几十年来，一直按照当年这个理论，进行启蒙教育，结果现在看，至少在广义上的罗马尼亚地区，各种语言确实都可以算是方言了。

    因为语言的变化是很快的。如果人为确定了一种语言，再去找区别，乃至故意制造区别，那就很容易分开；相反，一些相邻的地区，虽然说的话有些差别，但并没有到完全听不懂的地步。稍微规范一下，让大家改几个常用词和发音，就能大幅缩小差距了。

    所以，这种事情，郭康觉得就是个政治问题。尤其是汉语在紫帐汗国的地位，到底是不是类似西边的拉丁文那种“公文语言”，也就是个定义问题。

    而且，紫帐汗国目前这种，都已经算是比较“严肃”的讨论了。要知道，有些情况下，事情的发展甚至能归结于更加无厘头的因素。

    在郭康那个时代，汉语就经历过“文白分离”。但这个过程并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各种有意无意地曲解，想当然的脑补，和生拉硬扯的暴力论证。

    最早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大师级人物——胡适。他的理论来源很简单直白：欧洲人用各地的口语书写，取代了拉丁语这种死语言，所以中国也应该用口语化的“活文字”，也就是白话文，取代已经是“死语言”的文言文。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套理论里，文言和拉丁语是对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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