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的专制政治之下，一个国家是盛是衰，是兴是亡，与这个国家的君主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整个政治机器运转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他的意志达之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末梢，甚至他的私生活都因为他的权力的辐射而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这句话原是不错的。

    在晋阳之战后，智氏被消灭，其地被瓜分，晋国顿成韩、赵、魏三国鼎立之势。这时最强大的是赵国，然而第一个跃上舞台发出强光，成为战国时期超级大国的却非赵国，而是原本并不起眼的魏国。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文侯。

    魏文侯，名斯，是魏桓子的孙子。欲成大事所需要的第一个品质不是勤奋而是对局势的判断和整体的把握。如此才能从整个天下大局中推导出自己可进可退的路径，可为不可为的领域，然后再调整目标，另做计较。大的方针定了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实行，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随机应变，挺过难关。魏文侯无疑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在韩、赵两家仍在思考如何从晋国领土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的时候，他的深邃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小小的晋国，而扫视天下了。

    整个晋国的局势是赵国在北，魏国在西南，而韩国偏于东南。晋国左临黄河，右偎太行，虽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北临戎狄，且为群雄包围，可拓展的空间不大。且当时天下大乱，各国命途均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所以如何保存自家国土、自家宗庙，光耀自家门楣就成了韩、赵、魏三家主人的共同心病。

    韩、赵两家的想法是先在晋国内部壮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向外扩展。于是韩武子派人来游说魏文侯，想要联合韩、魏两家一起进攻强大的赵国，以此来化解北方的威胁。可是魏文侯却不这样想，且不说北方的赵国是抗击戎狄的一道屏障，单是赵国那强大的实力就足以抵挡韩、魏两家的联合军力。到时候战争一定陷入胶着状态，且这种状态一定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无非是“三败俱伤”，如此岂非要给三晋周边虎视眈眈的外人以一个天大的机会吗？于是魏文侯拒绝了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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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的建议，韩武子从此开始看不起魏文侯，把他当做了一个贪生怕死、毫无气魄的胆怯小人。

    魏文侯刚刚拒绝了韩武子的联军抗赵的建议，就迎来了赵家的使者。原来消息走漏，这件事被赵献侯知道了。赵献侯以为，魏文侯既然拒绝了韩武子，那么就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于是派使者建议说，不如我们赵、魏两家合兵一处，将韩国灭了，然后平分其土地，将军以为如何？使者言辞恳切，魏文侯听了却哈哈大笑。所谓唇亡齿寒，赵国如此强大，只有魏、韩联合起来才能够勉强与之相抗，互保彼此宗庙香火不灭。如果他贪图一时的便宜，妄图联合赵国而打击韩国，这就如同猎狗为主人捕尽山里的兔子，最后没有食物来源的主人只好宰了猎狗来充饥，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此乃千古不易之道理，于是赵国使者最终也带着未能完成使命的惶恐心态归去了。赵献侯听了使者的复命，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魏文侯天生就是一个领导的材料。所谓“天生的领导材料”，就是说这人参与任何事，都必然有着非凡的热情，对此事也抱着独特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想要说服每一个参与者，让他们认同他的想法，与之合力一处，将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办成。魏文侯不光是“有所不为”，他还“有所必为”。他向韩、赵两家发出照会，共同协商三晋未来的发展道路。

    魏文侯打开天窗说亮话，先将拒绝韩、赵两家的理由说出来。韩武子和赵献侯虽然听得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不住点头，为魏文侯口中的道理折服。毕竟形势逼人啊！随后，魏文侯说出了自己对三晋和天下形势的判断，指出三晋易为地势所扼之实情，并以此立论，提出三晋必须停止内斗、和平共存的主张。他说，非如此，我们就要永远困于此地，日渐削弱，最后沦为时代的弃儿，为别国吞并，到那时即使后悔亦没有一个可供我等哭泣的地方。韩武子和赵献侯都为魏文侯说动了，但三家存在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到底怎么个和平共存，怎么个协同发展，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好在大的原则，即和平的局面已经在此次会谈中确定，如此魏文侯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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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魏文侯到底如何打算且不说，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无论做什么事，若有个帮手总是事半功倍，更何况是魏文侯这样的君主的宏天大计呢？可是，有的人天生就能团结人才，天生就能使之为自己效死力，如刘邦；而有的人却总是将人赶跑，以才资敌，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凄凉败亡，如项羽。那么魏文侯到底是刘邦还是项羽呢？

    在伐灭中山国之后，功成圆满的魏国君臣摆酒宴以庆祝此次胜利。志得意满，魏文侯环视诸位家臣，问道：“像我这样的君主，诸位怎么评价？”

    “仁君！”魏氏家臣异口同声，一起举杯向文侯敬酒。文侯听得哈哈大笑，正要一饮而尽的时候，却听见一个硬邦邦的刺耳声音说道：“君上打了胜仗，却没有将中山分封给劳苦功高的弟弟，反而把它封给了寸功未立的儿子，这哪里称得上是仁君？”说这话的是魏氏家臣任座。听闻此话，魏文侯十分气愤。任座也发现了这一点，暗觉不妙，于是小跑着出了帐。魏文侯转过头去问翟璜：“依你看，我是否称得上仁君？”翟璜是文侯的谋士，素来得他的倚重。他这时已看出魏文侯正在气头上，而任座实在是很危险，自己一个答得不好，就要害人害己。于是不卑不亢道：“当然是仁君！”

    “哦？”文侯给他引起了兴致，“这话怎么讲？”翟璜拱手道出一句千古名言：“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以是知之。”（《资治通鉴》）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君主仁慈则臣子正直。刚才任座句句直言相谏，我就是以此知道您是仁君。”魏文侯听后转怒为喜，于是让翟璜出帐将任座请回来，又亲自离席相迎，把他捧为上宾。

    由此可看出魏文侯心胸之宽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最重要的是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改过。自古以来，君主偏听偏信、亲近小人的多，而亲近君子、直言纳谏的少，因为很少有人有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真正的自信，他们的自信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吹捧阿谀之上。魏文侯恰恰有这个自信，自信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成自己光耀魏氏的宏愿！

    如此胸怀，自会成就一番霸业！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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