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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大楚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大楚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楚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

    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

    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

    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大楚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大楚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

    可在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楚仁宗末年。

    几年后，楚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副惨淡光景：

    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

    可朝廷开销却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

    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楚，可真是穷到家了。

    就在这样的局面中，诸葛半山走上历史舞台。

    地球上的大宋，变法的是王安石。

    缥缈界的大楚没有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是诸葛半山。

    彼时，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诸葛半山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

    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

    方田均税法：

    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

    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老梗，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

    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

    出钱免除劳役，官府再雇人干活。

    诸葛半山希望用国家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

    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狠，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也确实带来丰厚的红利。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

    神龙六年，西北军收复5州，扩地2000里。

    但也到此为止了。

    “神龙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外表，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当时的许仙，还没有穿越，没有地球上二十一世纪的先进思想，却对变法有着独特的理解，让钓叟赞不绝口。

    现在的许仙，拥有二十一世纪的记忆，站在巨人的肩膀看诸葛半山的变法，又有了不同的理解。

    许仙又说了一番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说过：“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资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

    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

    诸葛半山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在劫富济贫。

    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是在产业变革之前，世界财富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要钱，就只能洗劫利益集团。

    从来不会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诸葛半山。

    很不幸，楚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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