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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人非常崇敬贵国的拿破仑一世，他打败反法同盟，颁布《拿破仑法典》，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为重建中法之法的友谊，我们愿意归还俘虏的两艘法国军舰，包括舰上的火炮、官兵。

    “作为交换条件，法军不能反对革命军在上海地区的行动，不应再扩大事端，挑起战火。此外，为避免此种悲剧再次发生，法国军舰不得自由停靠中国通商口岸。”

    外国兵船自由依靠通商口岸，严重侵犯了领土主权和国防安全。细究起来，实因满清官员糊涂、无能，以致于酿成此种弊政。

    英国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并不奢望能在各个通商口岸停驻军舰。

    在南京条约谈判时，清朝代表耆英就向英方明确提出：“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来往，未便兵船游弋；

    “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山东、直隶、奉天、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其永好。”

    英国代表璞鼎查故意淡化这个问题，声称英国兵船只留“数只常行往来，以为管理货船”。

    耆英在满清贵族中向来以通晓“夷务”知名。为了早定和约，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向朝廷建议英国在华“酌留兵船”问题，“由地方官查看夷情，相机妥办”，把此事推给了地方官。

    军机处亦糊涂，不仅不批驳耆英，反而批准了耆英的建议。

    在事后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便有明确规定，英国“凡有此等接待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

    至于英国官船是否是兵船，条约上故意含糊不清，为英国军舰冒充“官船”开了口子。

    自此之后，各国军舰便开始引用这款条约，自由往来通商口岸。

    到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时，便明文规定美国军舰可以自由停靠通商口岸，并获得官船免税特权。

    由于满清君臣上下的无能、糊涂，外国军舰便逐渐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停靠的特权。胡适先生曾经批评中国人为“差不多先生”，真正是一针见血。

    归还战舰和战俘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示，这使得布尔布隆的态度软化不少。他说：

    “外国军舰可以自由依靠五个通商口岸，此事明文载于条约，哪能说废就废？再说了，中国海岸线广袤绵长，若不许我国军舰停靠五口，如何补充燃煤、淡水、食物，如何修葺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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