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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征固然有才，可李世民麾下人才济济，并不缺人才，魏征至少是比不上房玄龄、杜如晦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夺取皇位后，为何竭力招揽他？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需要。

    那时大唐国内国外都不安定，梁师都等割据势力尚未彻底消灭,李建成、李元吉余党散布各地，归顺的隋朝旧臣和各路反王的势力人心未定，突厥大军虎视眈眈、近在咫尺。这时候，大唐内部绝对不能乱，他必须争取一切势力的支持。

    当时大唐国内最大的势力是什么？是山东士族（太行山以东的世家高门）。魏征所在的河北巨鹿魏氏，从北齐以来就是山东士族中的一个名门望族。

    山东士族的力量太庞大，李世民既要利用，又要防备，靠谁来制衡山东士族？当然是山东豪杰。山东豪杰是隋末天下大乱时蜂拥而起的山东义军领袖，他们在降唐之后转化为山东地区的新兴地主。

    魏征出身于山东士族，算是士族的一份子，同时他又是参加了瓦岗寨起义的义军领袖，属于山东豪杰中的一员。如今他又是李建成东宫势力的谋臣之首，由此使他成为联系三方势力的最佳人选，以李世民的眼光，怎么可能对这样一个人杀而不用。

    不过，李世民利用魏征，虽然达到了安抚山东士族，拉拢山东豪杰，接收李建成东宫势力的目的，却也在其他方面给他造成了一些阻碍。

    比如李世民想夺回趁中原内乱而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汉四郡，就遭到了魏征的激烈反对。一旦开战，山东地区首当其冲，所受的徭役赋税必然加重，影响整个山东地区的利益，李世民放弃攻打高句丽，与其说是受了魏征的谏阻，不如说是他看到了整个山东集团强烈反对的决心。

    后来李世民准备登泰山封禅，魏征又是坚决反对，说此举劳民伤财，此举固然是劳民伤财，但是魏征的反对也不乏更深一层的政治原因，因为山东集团不希望以皇帝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籍封禅之机进行势力渗透，染指山东。

    李世民很清楚魏征的背后是什么力量，而他即位日浅，国家未安，还不能硬撼这股强大的力量，所以不得不一次次违心地接受魏征的“犯颜直谏”。不过……在李世民“百忍成佛”的同时，那股怒火也在他心里不断地累积着。

    明面上，这对君臣依旧很默契地在天下人面前上演着“明君与贤臣”的政治秀。李世民称帝十年之后，天下渐趋稳定，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强，魏征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就被他赶去修史了，同时开始着手削弱山东集团。

    魏征死后，李世民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场让他和魏征都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政治秀本来可以很完美地画上一个句号，不料这时接连出了两件事都与魏征有关，李世民积压多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一件事是，由魏征大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两个朝廷重臣先后出事，一个落马贬谪，一个谋反被杀。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举荐这两个人究竟是否出于公心。之后，他又意外地听到了另一件叫他忍无可忍的事情：

    原来魏征每次进谏，都把他的奏章抄录一份副本，送给由他亲口举荐的史官褚遂良留存。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让位，这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他干涉修史，篡改史书，多次向史官询问起居注上都写了些什么事，甚至强索起居注，一定要亲自看一看才放心，就是出于这种道义上的危机感。

    而今竟听说魏征在做这种事。魏征想干什么？他想博取清史留名，却把污名留给我么？是可忍孰不可忍，积压在李世民心头多年的怒火像火山一般爆发了！怒不可遏的李世民提着大铁锤，亲手砸烂了魏征的墓碑，儿女亲事自然也一并告吹。

    虽然贞观十八年李世民第一次亲征高丽失败，于是重新为魏征立碑，并慰问他的家眷，也不过是修复自己的面子，重塑纳谏惜臣形象的另一场政治秀。与魏家的儿女婚事终究没有再提，魏家子孙实际上依旧受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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