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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前进，自助餐厅的热闹逐渐变得更加充实，从拐角处来往的客流量也从半分钟一个变成了一分钟七八个。

    走向用餐区的客人兴致勃勃的端着盛满美味佳肴的餐盘，去往取餐区的也脚步急促，很是向往。

    “我还有三个问题。”邵梓用手势比了一个三的数字，“第一个，是你父亲所说的‘征兆’——那是个什么东西？二是你父亲的信，它现在在什么地方。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遗物，这个遗物究竟是什么？你所做的交易中，是要把它放在哪里？”

    早在刚进韦若薇预定的酒店时，他们就把整个房间检查了一遍。

    韦若薇并没有带大型的行李，无论时间前后的哪一刻都不是如此。

    从远来看，她出门时楼道上的监控拍下的内容显示，她身边并没有携带行李箱一类的巨大重物。

    从近里瞧，酒店房间里空空荡荡的现状仍然能很轻易的被记起，而辅助判断的另一边则是她现在只身一人坐在餐桌旁，只在沙发椅边上放着自己小巧玲珑的名牌包。

    “征兆的内容很简单。”韦若薇也如实相告，“就是发在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其实我哥和嫂子，我丈夫，甚至我十七岁的侄子都收到了那样的一条短信，只有一个等号，标点符号里的那个‘=’。但只有我和我哥知道这件事，父亲的信在我的手上，所以由我向那个号码回复了酒店的地址和房号，以及交接的时间——这就是信里交代的内容。”

    “那信呢？”

    韦若薇低了低头，神情似乎有些变化：“其实，本来按照我父亲的嘱咐，我应该在征兆以后拆开那封信，然后再在完成以后把信的内容部分完全烧掉。但我没有照办，信还在我手上——即使是在他惨死以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人是这样无所不能的。我觉得……他只是被骗了。”

    韦高驰的恐惧对韦若薇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完全。韦若薇始终是一名独立自信的成功女性，虽然多年来一直被潜移默化的灌输着恐惧，在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同样有些胆战心惊，但自己仍然秉持着一种反抗的意念。

    “但你提前做了录音装置的伪装。”邵梓提醒她。

    “是的……”韦若薇低声道，“但这更多的是因为我父亲最近的状态确实太过可疑。我们本来已经很少交流，特别是在我女儿上小学以后，但他却在最近经常性的给我打电话，以关心外孙女的理由——但总是不断不断的嘱咐我不要忘了他跟我讲过的事。虽然没有再次复述事情内容，但他曾经严肃的要求我做到的只有这一件事，这件事整整十几年了才被重新提起……不仅仅是这样他还反复提到自己的死。也是因为这些异常，我才提前拆开了信，想看他这样神经质究竟是因为什么。”

    “你拆开信，却看到了他让你做的这些事。”邵梓看着韦若薇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些什么，“恕我冒犯，让我稍微做个猜测，在餐厅里等候应该是你自己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信里要求的内容，对吗？你应该是从你了解到的令尊的死亡真相中，得到了一些提示。”

    韦高驰死在最繁华的街道上，一如邵梓的推断思路，他不可能是为了去死而奔命。他不敢找到警察，也不敢关门回家，只能指望涌动的人流和繁华街道上的重重视线能让杀手望而却步。

    哪成想，那位杀手趁着看似最容易被发现的时机，凭借着过马路的行人们专注于行走和红绿灯的视线，在都市闪烁的霓虹灯下杀死了他。同时，那位杀手还借助过路的人群，甚至包括发现事发一时的混乱，把自己犯案和离去的踪迹都完全掩盖。

    这就是经验，以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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