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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滑县决堤处堵住了吗？”

    晁盖问道。

    “宋庭颇为阴损，多处决堤，最后连贯形成了长达三百丈的缺口，滔滔黄河水，非人力可以封堵啊。”

    也不怪宗泽犯愁，这种大自然的伟力，以封建时代的技术条件，确实无能为力。

    晁盖手指在黄河故道上滑动了一下，细细思索。

    黄河泛滥问题起自大唐，定都长安二百八十年间，关中人口暴涨，黄土高原上森林树木砍伐严重，甚至出现荒漠化痕迹，导致上游水土流失加剧。

    虽然在原始社会黄河泥沙量就非常大，但唐朝之后，泥沙量数十倍的增长，下游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到唐末五代彻底失控，最终，黄河灾害在两宋集中爆发。

    濮阳以东的下游河道淤堵严重，形成地上悬河，致使黄河会不断在濮阳一带河道高低的交汇处决口，所以当地的澶州和滑州频繁受灾，从中唐的10年20年一决，发展到赵宋建国开始的两三年一决。

    赵大和赵二对治河很重视，一方面下令在上游植树护林固土，另一方面在黄河下游大量设置到埽岸，黄河决口问题相比五代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然而下游淤堵的问题，在没有工业挖沙船的时代基本无法解决，用手挖脚刨的方式疏浚黄河，挖的泥沙还没流的快。直到后世2023年，黄河下游也没有实现全线通航入海，就知道解决黄河淤堵有多难了。

    澶滑二州处于黄河上下游的高低交汇点，赫然一个不稳定的定时炸弹，时人也已经预感到改变黄河现状的大灾早晚会在这里发生，一旦这里出现大规模决堤，就会直接影响黄河走势，也就是变道。

    于是，宋真宗时，著书郎李垂在1012年写了一篇《导河形胜书》，核心意见就是——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如果放任那么极有可能出现不规则变道，往北则贯穿河北，往南则夺淮河入海，都是千年一遇的大灾，那么既然一条河道这么不痛快，不妨给他人工泄洪，一口气给他挖六条河道同时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规划六条河道的流域，可以建设广阔的农业水利设施，还可以在地理上强化河北东部的军事防御。

    宋真宗认为“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颇为烦费。”，给否决了。

    于是，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澶州大决，黄河第一次改道，一路向北，经武邑、真定、河间，从天津入渤海。

    黄河变道可不是风轻云淡的一句话，一条上千公里长近千米宽的大河突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沿路的农田、乡村、市镇全部都会被冲毁，这便是影响数百万人的灾难！

    而新河道的深度、宽度通常都不够，这么多河水涌入一条新的河道里，它就必然泛滥！三年一小决，五年一大决，沿岸百姓将一直处于威胁之中。原本富庶的河北东路成了黄泛区。

    于是便出现了著名的“三议回河”事件。

    顾名思义，就是三次商议让黄河回到向东的故道。

    第一次回河之议，出现在1049年，宋仁宗皇佑元年。

    时任大名知府贾昌朝上书宋仁宗，说河北东路是朝廷赋税和边防重地，不能放任其成为黄泛区，提议在商胡口堵塞黄河北上的河道，下大力气给京东故道清淤修堤，迫使黄河重回向东的黄河故道。

    然后，管河渠的工部侍郎李仲昌提供了另一个方案，商胡口依然要堵，但是不用立刻堵上，改道也不必往京东故道上改，而是在商胡道和横陇道的夹角六塔集附近开一个小河，让河水先一点点回归横陇道，等河水流的差不多了，就封闭商胡道，河道不就回来了么。

    贾昌朝的方案致力于稳固河道，而李仲昌的方案则是祸水东引。碰巧，内阁执宰文彦博、富弼也是这么想的：“与其淹河北，不如淹河东......”

    最终，宋仁宗决定采用李仲昌的方案，挖个小河试试。

    结果这条六塔小河还没挖完就决堤了，一条小河如何能承载黄河之水，挖河的百姓当场被淹死无数，两岸受灾百姓更多。黄河从一股，变成了两股。从天津入海的叫北流道，从沧州入海的叫东流道。

    巧好此时大宋在西夏刚打了败仗，辽国又趁火打劫要求每年增加了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财政开始超支，偏偏商胡决口裂的非常大，工程量让人望而却步。宋仁宗选择了躺平，随黄河去吧。

    第一次回河失败。

    第二次回河之议，出现在1072年，神宗熙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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