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9年3月1日，刚班师回陈家村的徐浩天又与陈松长谈了一番，打算征调陈家一艘海船，每隔半月向3个据点运送补给品，同时将各据点搜刮的战利品运回来。

    经过陈家村民及土著劳工的努力，现在稻谷种植田地已经增至500亩，晒盐场已经增加到60个结晶池，每季度平均产出4万5千石海盐（扣除台风登陆造成的损失），徐浩天轻松获利230万钱。

    再加上之前结余的35万钱、环岛出征期间交易回来的一堆宝石变现的260万钱，徐浩天已经累积了525万钱，妥妥的暴发户级别。

    当然，陈家在获得盐田五成收益后，也财大气粗起来，另外甘蔗园已经圈地完毕，驱使600土著劳工种植了500亩甘蔗地，等半年后将进入榨糖红利期。

    因此，陈家的3艘新海船正在泉州造船厂同时建造，其中1艘是徐浩天念念不忘的战舰——楼船。

    关于唐代的楼船，杜佑曾云：“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墻、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

    作为东南沿海最大的造船厂之一，泉州造船厂的大匠们对于建造楼船的技术非常纯熟。

    原本徐浩天的本钱不足以建造楼船，但陈松也赞同建造一支守护流求的海上舰队，所以答应说服族长，承担一半造船的本钱。日后随着盐田盈利的增多，还会陆续建造艨艟、斗舰、走舸等等，逐渐形成一支舰队，提升近海防御战斗力。

    不过，在谈到楼船作战士兵的招聘时，陈松和徐浩天一样懵逼，泉州造船厂开建的楼船至少需要100人驱驶，作战士兵一般配备300-500人，也就是最低需要招聘400人。

    如果使用土著士兵来替代作战士兵，也至少需要招聘100个熟手船工。

    按照每个船工1个月1贯钱的薪资，一个月的花费至少10万钱，还未包括全体船员的伙食费以及维修费、耗材费等，初步计算一年需要至少支出200万文钱。

    “这也太能烧钱了，松翁，不如我们建好楼船后先出租给闽国海军，收回成本后再自用？”

    还没等陈松从徐浩天的跳跃性思维中反应过来，这厮已经察觉不对头快闪出去了。

    还好陈松一下子找不到趁手的木棍，不然徐大混子别想全须全尾地跑出去。

    随着附近征集的土人越来越多，以及陈宝从交州招徕的榨糖匠人、闽南各地招揽的数十名木匠和铁匠等，陈家村周边原有的村落已经住不下了，建造新的定居点迫在眉睫。

    在闽南常见的是竹木结构的高脚楼，工匠将居住场所架起来，使其距离地面一定距离，这样就可以保证下雨时，不至于让雨水浸透房屋，招来蚊虫。加上竹子自身中空外直，符合南方所需的通风透气。高脚楼底层还可以养猪养鸡，充分利用立体空间。

    在大肆兴建高脚楼的同时，徐浩天还打算建造陈家村码头，在他的设想中，码头最少有50个泊位可供海船和战舰停靠，将负责监工的木匠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这个没有起重机、打桩机、滑轮的年代，要兴建一个大型码头至少需要5000以上劳工服役3-4年，而且伤亡率颇高，光是在海上打木桩就风险巨大，更别说他们只是普通的木匠，没参与过如此巨大的工程。

    最后徐浩天只能缩小码头规模，改为修建6个泊位的码头，木匠们在索要800劳工后，勉强接受了任务，不过表示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来修建。

    各项工程同时开工的弊病此时已经出现，土著劳工严重不足。为此，陈松再度前往当地土著首领处谈判，争取用精美瓷器再弄出一大批土著劳工。

    徐浩天也派陈启明率一队士兵前往宜兰，用破损的30把长枪和10把横刀与土人首领交易，因为带去交易的长枪和横刀有破损，土人首领不愿按原比例对换，最后只换回了1600名劳工。

    “我打算再修建一条从陈家村港口到宜兰附近的土路，方便新建晒盐场的海盐运输。”

    在出征路途中，徐浩天看中了宜兰附近的海滩，打算在那边修建更多的晒盐场，因此向陈松提出了建议。

    在得到认可后，800名土人劳工在监工的管理下有条不紊地开始筑路。

    监工制度也是陈松与徐浩天商议出来的管理方法，主要从陈家村人、现有军队士兵和技术工匠中抽专人对劳工进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核定每人完成的工作量，对于表现良好的劳工会及时给予奖励，对于奸猾偷懒的则是皮鞭伺候。

    徐浩天原本不希望抽调手下士兵参与监工，但陈松跟他讲这种做法是训练士兵严格听令，如果他连同胞都不敢鞭打，能指望他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当兵的心不够狠，迟早也是炮灰的命。

    接受一番教诲之后，徐浩天幡然领悟，表示了自己站在罪恶的封建主义剥削阵线的决心，手段下作点没问题，只要能挣到钱就行。

    基于无法掌控未来进程的恐惧感，他心目中已经将流求视为自己保命的根基，拼命修路、修码头、造战舰、扩兵，以后还要在每个港口建堡垒，将流求修筑得像乌龟壳一样坚固，别人在咬他一口前要先做好掉几块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