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这会儿是把之前整理北宋熙宁变法的事全都分派下去了。反正现在人够多，这些收尾的事情，三位好友都能胜任。

    自己则趁着新年再赶一赶罗龙文之前说的儒家上位史的整理。

    其实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儒家正式在汉武帝时期登上舞台，但随着董仲舒不被汉武帝重视，儒家并未实现定位一尊的愿望。

    直到霍光辅政期间，为了战胜桑弘羊为首的道家旧官僚，全面启用毫无政治根基的贤良文学众人。

    从此，贤良文学上位，又由于贤良文学多重视师承，相互连带，以至于即使霍光还政宣帝，宣帝也不能彻底废除贤良文学，而是扶植另一派贤良文学取代掌权的贤良文学。

    又由于贤良文学相互师承姻亲关联，所以，霍光下台后的人事变动本质上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由于贤良文学士子本人并不习数术易理工商，因此其往往以道德之士自居，以品行论高下，能力则次之。

    恰恰由于贤良文学本身学习范围画地为牢，根本无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贤良文学在往后历朝历代都是王朝统一后才站上前台。

    为了解决其能力不足问题，其政策往往就是禁止一切超出其治理能力范围的活动，转而打造一个他们擅长的道德社会。比如抑制商业，禁止海贸，推行祖制。企图君臣垂拱而天下治，就是什么都不做，每天都是昨日的重复，日复一日，世世代代躺着就把俸禄挣了。

    另一个证据是，一旦王朝商贸繁荣，贤良文学的地位就会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应对商业带来的新事物。比如唐朝西域丝绸之路。在武周以前，贤良文学一派都休想当朝廷的话事人。

    待到宋朝，虽然西域有西夏辽金阻隔，但海贸却也大兴。特别是南宋一朝，为了支付高额的岁币，不得不加大海贸交易。

    新兴的事物促使朱子再一次把自己从贤良文学的道德文章中剥离出来，重新认识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之理，将西汉初年的道家与儒家结合了起来。何者为理，理着道也。

    先秦及以后，士子特别是贤良文学多厌恶道家，一大根源在于道生法。循天道办事，必在人间立法。道家难免转变为法家。天道远而人道近，何苦舍近求远呢？当然，更关键是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掌握了天道，当世之人还无法验证天道。

    这种一个人的天道，最终也难免党同伐异。

    然而，这不是天道的问题，是当世之人不张我演绎与归纳两大求证天道工具的问题。

    在先秦之时，法家上台，何以百姓苦不堪言。其根源在于，法家的法与道家的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法家的法是一个人的道，往往也随一个人的生平而波动。

    天道无穷，一个人的道如何能认作天道。这也是所有法家治国，最终难免皇族、君臣内乱收场。以一人之法夺千万人之道，怎么会不失败呢？

    贤良文学往后前年正式借用前秦的法家污蔑了“法”这个概念，并混淆法家的法与道生法的法，从而导致天道无法，天道不昌。

    历史从周朝的青铜走向秦的黑铁花费800年，而正式由于贤良文学的干扰，导致冶铁从汉朝截止大明一直是历朝最强工艺。历时已近两千余年。

    贤良文学无疑是成功的，从减缓天道的发展速度来减轻统治的难度，又通过治乱循环来清理一大批不适合管理的人，从而使自己永不落伍。

    哪怕是朱子提出理学，修补了贤良文学中道的缺失。但朱子本人在南宋都不得重用，早早就被束之高阁，其理论怎么可能会得道大范围应用。只敬仰朱子之学却不敬仰朱子本人，甚至朱子的亲传弟子也鲜有长期入政为官的。所以，南宋的行为，有几分符合朱子之理呢？学南宋是学不来朱子的，只会学成朱子所批判的反面教材。

    宋灭之后，元朝祸患江南，搜山检海，正义之士十不存一。到太祖披荆斩棘再造华夏时，天下能识字的读书人都是极少的。何况能正确理解理学的呢？

    于是乎，又有人以人道替换天道，理学则沦为人理之学，格物不涉及天道，则格物不过是一句虚言。理学再一次被贤良文学派掌握，朱子之理则孔孟之儒再次被鸠占鹊巢，指鹿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