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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亦有佩兰之风。

    以兰草为佩饰，表示志趣高洁。以娥眉自居的屈原，在《离骚》中用以装饰的花草就有：江蓠、芳芷、杜衡、留荑、揭车、菌桂、秋兰等十几种。

    男子簪花，最早见于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梁简文帝）又答新渝侯和诗书曰：‘……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

    九梁：朝冠上装饰的九条横脊。梁数多少，因官品之高下而定。

    可知，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至少在梁国的上流社会，男性簪花，并无贬低之意。

    《隋史》卷十二：“平巾，黑帻，玉冠枝，金花饰，犀簪导，紫罗褶，南布绔，玉梁带，长靿靴。侍从田狩则服之。”

    隋太子去打猎时的服饰，与中古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上流社会的装扮，有相似之处。

    唐明皇李隆基的影响，也相当深。

    《太平广记》引《羯鼓录》：“……琎尝戴砑纱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随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

    唐代南卓《羯鼓录》这一段，写的是宁王李琎随明皇游幸，明皇摘下一朵木槿花，放在他的绢帽上，他使用羯鼓打奏《舞山香》，帽上之花竟然没有坠落。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亦有相似记载。

    宋代杨万里《庆寿口号》：“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芍药牡丹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可见，男子簪花的风俗，在宋代已经极盛。这与唐明皇为宁王簪花之事，是有极深的联系的。

    影响男子簪花的一种风俗——茱萸会（重阳节）。

    至少在汉代，茱萸会已经出现。

    茱萸会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汝南恒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今世人九日登高是也。”桓、费均为东汉人。

    事实上，在晋代，茱萸会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风俗了。

    “晋代周处《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唐代，茱萸会有了新的变化，菊花的角色变得重要。

    《御制佩文斋广羣芳谱》引唐代李绰《辇下岁时记》:“九日，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甚。”

    从佩戴茱萸，到簪花，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怀间、胸部，大致与佩兰佩玉的形式相同。

    汉代的茱萸会，所佩茱萸，大致也在腰间，或系于臂上。

    汉代起源的茱萸会，其特征是：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长寿（辟邪）。

    唐代“簪戴茱萸和菊花现象”更加广泛的出现在了社会活动当中。簪花和簪戴茱萸，是有文化内涵的重叠的。

    南北朝，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佛教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

    与其它国家相比，西域诸国受到印度文化影响很深刻。

    汉代形成的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茱萸会，在经历“插茱萸，及重阳节使用菊花代替茱萸”这种中间状态之后，形成了“男女鬓插菊花”的现象，这是男子簪花之俗的直接根源。

    但男子簪花在唐代的兴盛，又不完全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行为，而是南北朝时，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后，又经过唐代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并赋予了独特的含义），而逐渐在全社会流行的。

    在唐代的正史中，我们找不到男子簪花的记载。可见，在唐代，男子簪花不是主流的文化要素。

    但《全唐诗》及唐代的风俗笔记中，对唐代簪花风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唐代男子簪花文化的轨迹。

    “年少才俊”成为簪花男子的特征。

    明陶宗仪《说郛》引唐代李淖《秦中岁时记》云：“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

    探花使是唐代新科进士赐宴时，采折名花的人，常以同榜中最年少的进士二人为之。杏花，也就有了及第花的文化内涵。

    唐代郑谷《曲江红杏》诗：“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这种及第游杏园，也变成了一种意象，成了以科举为人生唯一出路的文人的思想胎记，无论这些文人，是科场失意还是得意。如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尽长安花。”崔道融，《春题二首》“青春未得意，见花却如雠。”

    唐代皇室，不仅出现男子簪花，而且也对自己喜爱的大臣赐花。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

    能获得统治者所簪之花，是臣子所光荣的事情，因为它标志着簪花者具有“才俊”的含义。

    这种皇帝对臣子的赏赐，从唐开始，一直到明末，除了元代以外，均有记载，尤以宋代为最盛。

    这种荣耀感，正是男子簪花文化兴盛与消亡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民间男子簪花的风俗，与唐代上层社会宴饮风俗相同。

    大多数情况之下，唐代诗歌中，总是把男子簪花，与饮酒相结合。

    李梦符《察考取状答》：“插花饮酒何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

    张泌《酒泉子》：“咸阳沽酒宝钗空，笑指未央归去，插花走马落红，月明中。”

    黄滔《断酒》：“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丝管合时思索马，池塘晴后独留僧。”

    有时还直言喝醉：崔道融《春题二首》崔道融“路逢白面郎，醉插花满头。”

    杜光庭（一和郑邀）《山居三首》：“夏狂冲雨戏，春醉戴花眠。”

    可见在当时，宴饮与男子簪花，是两项有密切关联的活动。这正说明，男子宴饮簪花，是茱萸会的发展。

    中国对节日的庆祝，大多与宴饮相结合，这也就决定了宴饮习俗与节日习俗结合的紧密。所以，簪花之风，也就从一种节日的风俗，推而广之，逐渐在其它有宴饮的节日中出现。

    重阳节的茱萸，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佩戴，变成了簪在头上。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是年十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

    卢纶《九日奉陪侍郎登太白楼》“茱萸一朵映华簪。”

    人们把菊花插在头上，代替茱萸。杜牧《九日齐安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

    赦免或处死犯人时，狱卒簪花。

    《宋史》卷六十五：“（绍兴）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我冤。”

    《梦梁录》卷五：“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

    簪花风俗在宋代，达到鼎盛。簪花风俗在官场非常流行，而且已经制度化、礼仪化，并在正史中有记载。

    “绍兴十三年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

    “须臾传旨追班，再坐后筵，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等花，各依品味簪花。上易黄袍小帽儿，驾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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