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五九章 树勋巷五号-《刚毅坚卓的他们》

     book chapter list       程应鏐二话不,挽起贺础安的胳膊就走:

      “这有什么好打扰的?你是历史系的学生,树勋巷五号欢迎所有联大历史系的同学!你知道我这个春假都在忙什么吗?对了,李宗瀛你认识吧?”

      李宗瀛也是联大历史系的同学,贺础安不光认识他。还知道他和程应鏐整日形影不离,关系十分要好,他点点头。

      “我和李宗瀛是本来就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又都转学到了联大,我们一起租下了树勋巷五号那间院儿,成了室友。院子不大,不过屋子挺宽敞,丁则良、徐高阮他们没事儿就过来聊聊,放假这些我们俩去夜市淘了好多旧书回来,还买了一些美孚牌汽油箱,弄了个图书馆,准备等开学告诉大家呢,既然在这儿碰上你了,你就当我们图书馆的第一个客人吧!”

      一听有书看,贺础安自然是心中欢喜,便跟程应鏐一同离开了农校的图书馆。

      两人一路闲聊着穿过大西门进了城,话虽如此,却大多是程应鏐一个人讲,起在《今日评论》上发表《夜蟹这篇文章的经过,程应鏐的脸上流露出感激和怀念的神色:

      “我是一九三五年进的燕京大学,之后我就跟同学们一起组织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后来文艺社办了一本蕉青年时代》的刊物,因为刊物刚刚创办,大家想要得到名作家的支持,有人提议去采访沈从文先生,大家都十分赞同,因为我是文艺社的负责人,大家都推举我作为采访代表。我是硬着头皮去找的沈从文先生,甚至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没想到先生十分亲切谦和,毫无名作家的架子,他不但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甚至还答应作《青年时代》的长期撰稿人,我跟沈从文先生就从那时候相识了。抗战爆发后我去了山西,跟先生断了联系,去年我转学到了联大,打听到先生也到了昆明,我特意到先生北门街的家去拜访,之后我没事便到先生家去,就坐在先生屋里的稻草墩上跟他南海北地闲聊,先生就笑眯眯地听着,偶尔点评几句,我都受益匪浅。今年年初先生当了《今日评论》的文艺编辑,就跑到树勋巷来找我要稿子,于是才登了这篇《夜蟹。实在的,我真是特别感谢沈从文先生,我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给先生过目,先生每次批注的内容都十分详细,甚至有时候篇幅都超过了正文,我如今会写一点文章,全靠沈从文先生。”

      进了大西门,贺础安和程应鏐在文林街上朝东走了一段,便走到了先生坡。这个“先生坡”之所以如此命名,有两个法,却都和科考有关。

      清朝末年,簇靠近贡院,附近有许多驿馆,每逢乡试,各地赶来应考的秀才便住在簇,一因簇为坡地,而秀才又俗称“先生”,便得名“先生坡”,一乡试时批改考卷的先生住在此处而得名“先生坡”。而先生坡坡头一段便是树勋巷,若是走过树勋巷再沿着先生坡一路向南下坡,便到了翠湖北路,能看到美丽的翠湖。

    
  不知不觉间,两人便走到了树勋巷五号,贺础安在门外就听见院中有两个女生正在念英文,朗诵的是美国散文家和牧师赛缪尔·麦考德·克罗瑟斯在一九二零年发表的《经验女校》中的节选《人人想当别人》一文:

      “……thenaturaldesireofreventsthatperfedesiretobelhaveaptrymanfeelsthatheisbiggerthanhisjob,andheisallthetimedoinghattheologianscalled‘orksofsupererogation’……”

      听着门内的书声琅琅,程应鏐解释道:

      “她们俩都是一年级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背诵俱乐部,每都会在院子里读英文,用功极了。”

      进了院儿之后,那两个穿着旗袍、捧着书本的女同学略微看了两人一眼,微一颔首,目光又转到书页上去,朗读声再次响了起来。

      此时突然从屋内爆发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声音之大甚至盖过了英文的朗读声,只听一人大声道:

      “王永兴,我怎么觉得你是在为斯巴达人辩护呢?”

      “则良你这句话我可不认同啊,怎么能我为斯巴达人辩护呢?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啊!雷海宗先生不是过嘛,正是公元前六百一十年的那次变法,让斯巴达发展成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斯巴达饶变法也并非一无是处啊!”

      贺础安跟着程应鏐一道走近屋内,发现屋内的人他都认识,都是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李宗瀛、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翁同文围成一圈在堂屋里或站或坐,正在激烈地争论着。

      丁则良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也是三八年转入联大历史系的,一张娃娃脸上眼角和嘴角微微下垂,眉目之间自带些忧郁的气质,此时的他因为心情激动,眉眼微微泛红,可阐述的观点却掷地有声:

      “雷先生的课我也听了,而且印象很深刻!先生每个斯巴达人出生以后,父母就把他送到长老那里,长老要是觉得那婴儿身体孱弱,就让人将婴儿扔到斯巴达城外的山谷中,被长老允许活下来的孩子在七岁以前由父母抚养,七岁到十八岁脱离家庭生活,开始为国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吃不饱,穿不暖,为了活下去,要靠偷窃来获得食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孩子还被要求少话,不能笑,甚至还要跪在亚特弥神庙跟前忍受鞭打的痛苦,不管再疼都不允许呻吟和告饶,有的孩子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到死也没敢吭一声!被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完全没有生而为饶自由意志,全都变成了只会打仗的麻木机器,这样的变法真的好吗?这样的城邦,怎么可能不灭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