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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摆手安慰他道：“动刑毕竟不能让人信服，不过我这儿还有一件证据，足可让其无从狡辩，下午之时，你便拿给他看。”

    杨帆说罢便从怀中取出一封信交与李纲。李纲拿出信笺迅速浏览一遍，道：“这是魏斯年写与苏成的信，哼，他的笔迹与印鉴是别人模仿不了的，有了这封信，便是他不承认，也可定他的罪。”

    杨帆不置可否地笑笑，心道：“信倒的确是魏斯年的，不过说他的笔迹与印鉴别人模仿不了却不尽然，自己的统计局便有专门伪造这些东西的人员，要不也不会将这封信从信使手中换得，却让那苏成一无所觉。”

    李纲将信收好，埋怨几句杨帆不早将信交出，便又谈到案子的前景上来。

    “如今看来，这苏成、魏斯年还有宣州、翕州、睦州几地的十几个官吏，是证据确凿，只有那曹齐，仅凭苏成的口供，似是有些单薄。当然，他不过一介商贾尔，便是借着这个由头抄了他的家，他也无处讲理去。听说这厮前段时间在这江南之地兴风作浪、囤积居奇，这番倒正好让他吐出这些年来所赚的黑心之钱，也算是稍解咱们筹集北伐钱粮的压力。”

    杨帆摇摇头：“这厮自然有罪，不过本官却不想因为筹集北伐钱粮之事而对他量刑过重，律法之事，讲究的便是一个公证，断不能因为他是商贾，便要个别对待，更不能因为利私而乱用律法。”

    李纲一愣，旋即想到杨帆除了官身之外，也是商贾身份，顿觉有些尴尬。他随口地说道：“大人说得是！大人说得是！”心里却着实有些不以为然。

    大宋虽然重视商业，但商人的地位却是极低，在众多官员的眼里，商人大抵相当于朝庭养的一群肥羊，逢着需要用钱的时候，总得宰上几只去卖。李纲虽然持身甚正，但毕竟是儒生出身，信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理，对商人有种发自骨子里的鄙视。因此，正值朝庭缺钱之时，他也不认为宰只老偷主人粮食、把自己吃得又肥又壮的羊儿去换些银子，有什么不对。

    杨帆对于李纲的心思自然有所察觉，他也不以为意，时代的局限性在哪儿，不是他一时半会能改变的。

    “还有那苏成，不知大人如何处置？”李纲接着问道。

    “杀良冒功、贪墨赈粮、行刺官员，他难逃一死！”杨帆果断地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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