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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合作社”里的资本、地产，是归在这个合作社籍贯内的人。而大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是依靠合作社内部的劳动力完成，而是依靠大量的一无所有的、赤贫的、从山东迁徙到这里来的工资劳动者。

    正如恩格斯所言：土豆烧酒业之于普鲁士，便如同铁和纺织业之于英格兰。依靠烧酒业，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大量“基干团队”……

    在新益州，土豆烧酒业，也拥有了类似于在后来普鲁士的地位。虽然容克产生的基础，是长子继承制，大顺一直以来民间都是均分继承法。但因为这里的土地广阔，但又收为国有、且购买土地拥有限制一般平民阶层必须要分家按男丁来授田买地，故而在继承法问题上，颇有向一子继承的方向上滑动的趋势。

    当然，朝廷也在有意无意地推动这种发展，其目的就是制造一批特殊的地主阶级，作为在这里实行统治的基础——可能会授予一些人额外的土地，这些人可能是军功贵族、可能是功勋老兵、甚至也可能是如王龙兄弟这般来的比较早的一批人。

    因为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租佃制的，或者说租佃制是无法推行的。

    所以，土豆烧酒业，成为了大顺在这边搞出来一群类似容克的奇葩玩意的经济基础。

    印第安人酗酒，但他们既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剩余农作物、也缺乏酿酒的技术。

    法国人需要酒，因为法国的白兰地价格太高了，而因为保护主义政策，法国又无法生产唯一能和土豆烧酒抗衡的甘蔗糖蜜废料酒。

    毛皮交易、人参贸易，这都需要酒类。

    十三州边远地区的“爱尔兰羊倌”们用谷物酿造的威士忌，被大顺这边用土豆酿造的烧酒和顺流而下的运输便利，没等到历史上汉密尔顿的消灭小资产者的政策出台，就先被大顺的土豆烧酒搞死了。毕竟，粮食酒的成本，终究比土豆酒高许多。

    毛皮、人参、以及欧洲风尚的海狸皮帽子流行潮，使得酒类、尤其是便宜的大顺在新益州酿造的土豆烧酒，成为了法国毛皮贩子的最佳交易品。

    正如老恩评价道：【烧酒区……同时也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容克地主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自耕农……】

    这样的道理，在大顺的新益州郡，也是成立的。

    没有烧酒业，那么大顺在新益州只会有分散的自耕农。而分散的自耕农、尤其是远离本土、但却又要承担税赋的自耕农，是分离倾向最严重的一群人。

    大顺在新益州的“保守派”核心，也是大顺逆练之后的“正统近视殖民学说”的核心，就是依靠烧酒业搞出来的这种变种容克——以烧酒参与世界贸易的、需要大顺的舰队和本土军力保护的、一群被大顺扶植的地主转型的工业资本。

    以王龙兄弟为例，他们作为第一批开拓者，朝廷给他们的待遇，就是使得他们早期的那六百多人，以20户一组，分配了大量的无法交易的土地。

    早期通过组建合作社的方式，20户一组进行农业生产和酿酒手工业。通过朝廷扶植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以土豆烧酒和广阔的北美毛皮贸易急需的酒类市场为依托，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转型。

    他们成为了大顺正统近世殖民法，在大石头山以东平原地区实行的支柱。

    由他们生产烧酒，雇佣移民种土豆、做工，由大顺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工资劳动者。

    至于说，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

    细论起来，其实是很有趣的。

    给他们打工的人，领到的是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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