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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虚台记

    国1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2；而都邑之丽3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4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5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6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7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8，狐虺9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邪？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10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1}，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2}。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13}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14}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1国：本来指州或者府，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建立都城。2终南：山名，亦名南山，在西安市南。3丽：附着，靠近。4杖履：持杖着履外出游玩。5髻：古时男女都留发，把头发绾在头顶上，叫做髻。6奋迅：本来是形容鸟飞或者兽跑迅疾的气势，此处指山形突然隆起。7从事：汉以后的官名，宋代已废除，此处指下属。8翳：遮蔽，覆盖。9虺（huǐ悔）：毒蛇。10祈年、橐（tuó托）泉：秦时修建的两个宫殿的名称。{11}长杨、五柞（zuo作）：汉朝二宫名。长杨本秦旧宫，至汉代又加以修饰。{12}仁寿：隋代宫名。九成：唐朝时改仁寿宫为九成宫。{13}诡：怪异。{14}岂特：哪里只是。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第一段交代撰写本文的缘起。顾名思义，以“凌虚”名台，无非是强调此台之极高，高到可升高空，即凌空。作者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生命也不例外。比如说这个凌虚台，在建筑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凌虚台周围曾经有好多比凌虚台气派几百倍、几千倍的亭台楼阁，现在都成了废墟。所以，这个凌虚台将来也会是一片废墟。”写到这里话题一转，“有些人也是一样，现在以为自己有些权势，就可以左右别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交代写作本文缘起的角度看，行文至此，似应有些话，而作者却没有说，尚需要继续探析，才知原委。

    接着叙写建筑凌虚台的经过。太守陈公拄杖着履，悠闲地游览于山下，见到附近高出于林木的山峦、重重叠叠，仿佛人在墙外行走，墙内只能看到发髻一样，便说：“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夯成一座高台，但因土方极有限，台子仅高出屋檐就停止加高了。陈公把这座高台起名“凌虚台”，还把这番意思告诉从事苏轼，请他写一篇记文。

    陈太守放着终南山四季的奇景不观，而要以土筑台眺望近处的山。这在苏轼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再者，高台既然筑成，也就算了，竟然还起名叫“凌虚”，凌虚者，升入高空也，凌空也。一方池的土怎能夯出“凌虚”的高台？显然是夸大其辞了。苏轼对此更是不以为然。遗憾的是，太守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还要委托苏轼写一篇记叙文字，纪念这桩风流雅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作此文的心态，一方面是凌虚台本身确乎没有什么可记的，另一方是太守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好推辞，可谓是矛盾不已。

    第三段主要围绕凌虚台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既然凌虚台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打破时空的限制，开始天马行空。苏轼遥想，从前此处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其间，那时哪里知晓会有今天的凌虚台呢!于是从过去的废毁，论到今日的兴成，最终得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论点，这是有哲理内涵和哲理高度的观点，也是全段感慨的核心、议论的关键。接着，又引出“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结论。意思是由兴到废，再由废到兴，周而复始，交互回环，永无穷尽。这个结论在前文的立论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合情合理。

    行至此处，不得不钦佩作者巧妙的构思，弃眼前之物，从虚处下笔。既不违背太守的意思，又展示出自己横溢的才华。作者能由一方土台，联想到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这既不同于凭借“宏杰瑰丽”的建筑来耀世的世俗之见，也有别于黄老逃避现实的虚无思想，体现出苏轼积极追求“世有足恃者”的理想和对生活的热爱，难能可贵。

    后人评论

    当代有学者评本文说：“议论文字虽占全文一半略强，仅为二百二十余字，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跌宕起伏，抑扬顿挫，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是最不受文章程式化约束的散文佳作。”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1。”郦元2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3，枹4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5，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6，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7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8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9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10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11}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1《水经》：一部记载水道的书，据说是汉代的桑钦撰写的。彭蠡：即鄱阳湖。石钟山在湖北端，属湖口县。2郦元：即郦道元，地理学家，著《水经注》。3函胡：含糊，模糊。清越：清彻激扬。4枹（fǔ扶）：鼓槌。5齐安：指黄州。临汝：今河南临汝。德兴：今江西德兴，当时属饶州。6鹘（hú胡）：一种猛禽。磔（zhe哲）磔：鹘鸣声。7噌吰（chēnghóng撑洪）：洪大沉重的钟声。8涵澹：水动荡的样子。9窾（kuan款）坎：击物声。镗鞳（tāngtà汤塔）：钟鼓声。10无射（yì亦）：古代十二律之一。{11}魏献子：春秋时魏国大夫。

    石钟山在今天的江西湖口鄱阳湖东岸，奇险秀丽，风景如画。本文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当时苏轼正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此时作者经历了被人弹劾下狱而后获释的波波折折，一则将要北上履新，一则在送子赴任途中，心中的畅快之意，自是不言而喻。

    《石钟山记》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记游性散文，它不是先记游，然后议论，而是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作结。作者以“疑—察—结论”三个步骤展开全文。全文首尾呼应，逻辑严密，浑然一体，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这种议论，确能给人以启发。

    第一段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这也为文章的第二段中作者所见的两处声源——石穴罅和大石当中流作铺垫，从而发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慨叹。

    接着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作者对此种验证方法仍是“笑而不信”。待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真相。

    最后，作者回扣前文“笑李渤之陋”，抒发自己探访后的感想——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并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此处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

    《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文章不虚耗笔墨，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丝丝入扣而毫无旁骛，这些至今仍值得借鉴。

    后人评论

    刘克庄《坡公石钟山记》：“坡公此记，议论，天下名言也；笔力，天下之至文也。”

    张君1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2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3之所营，刘、项、汤、武4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5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6。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7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

    1张君：张次山，字希元，苏轼友人。2嗜：爱好，喜好。3伊、吕、稷、契：指政治上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古代高官。4刘、项、汤、武：指建立了卓越霸业的古代帝王。5许由：上古高士，相传曾拒绝尧的禅让逃入山中。6“故有”三句：事见唐人韦续所撰《墨薮》：“魏仲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斫，砍。7毗陵：治所在今天的江苏常州。

    墨宝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人张希元珍藏古书法墨迹的地方。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文章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为何？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本来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

    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为什么？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

    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那么苏轼到底希望不希望张希元从政呢？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以“记”的本色而论，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本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层次清晰，节奏鲜明，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此记全学韩文。韩文公序高闲上人，而称张旭之神于书；苏文忠公记宝墨堂，而引钟繇之溺于书；皆含讽刺意。”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1，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2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3，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4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5，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6，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7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8，瀹脱粟而食之9。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

    1（bù不）糟啜醨（lí离）：吃美食，喝美酒。，吃。糟，酒糟。醨，薄酒。2盖：蒙蔽。3胶西：汉置胶西郡，宋为密州。今山东高密。4采椽：从山中采来椽木。比喻不加修饰，粗糙朴实。5岁比不登：连年收成都不好。6马耳、常山：都是山名，在密州以南。7卢敖：秦博士，传说隐于卢山，修道成仙。8秫（shū熟）酒：高粱酒。9瀹（yuè月）：煮。脱粟：指糙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太守。熙宁八年（1075），密州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本文意在说明，超然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管它什么祸福，什么美丑，什么善恶，什么得失，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谪，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落笔便暗写“超然”，直接提出“乐”字为主线，然后举例加以证明。“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而广之，人便可以随遇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连，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物外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难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灭顶的悲哀。

    最后一段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先是描写移守胶西，其中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纪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其次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最后是修台游乐。先交代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后写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点是用“乐”字贯串全文，先写超然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超然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以游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现乐。

    后人评论

    赖山阳《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铺叙宏丽，有韵有调，读之万遍不厌。”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1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2，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3，或翔于云表；暮则傃4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5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6，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7，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8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9，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10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1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12}。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注】

    1张君：张师厚，字天骥，居住在云龙山，号称云龙山人。2十二：指山如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3陂（bēi杯）田：水池周围的稻田。陂，水边。4傃（sù素）：向。5揖山人：向张天骥作揖敬礼。6南面之君：指帝王。7九皋：深曲的水泽淤地。8狎（xiá侠）：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此处指与鹤过分亲密。9《抑戒》：《诗?大雅》中的一篇。10刘伶、阮籍：皆属西晋“竹林七贤”，好饮酒，实借酒以免卷入官场，故说：“全其真”。{11}矫然而复击：奋飞而冲向高空。{12}“黄冠”句：写山中隐士的装扮，戴着黄帽，穿着草鞋，披着葛布衣服，弹奏乐曲。

    《放鹤亭记》是苏轼的小品文代表作，写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六年（1077—1083），千百年来，盛读不衰。时苏轼在徐州做知州，他有个朋友名叫张天骥，别号云龙山人，在彭城（今江苏铜城县）建了一座亭，亭中养有二鹤，早上放出去，晚上又会飞回来。苏轼常与朋友在亭中饮酒赏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鹤亭记》。文章记亭述鹤，借酒发感，叙议结合，亦文亦歌，抒发了个人清闲放旷、超脱尘俗的隐居之乐。

    文章第一自然段先记叙建亭名亭的经过，在简单交待了建亭的原因、时间、地点之后，作者对亭四周的环境和四季景色的变幻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春夏之交，草木连天，长势茂盛，翠绿迷人；秋冬之际，白雪皑皑，浩月朗朗，满目生辉。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天阴还是天晴，山亭景色随时变幻而多姿多彩。这是山亭景色的“俯仰百变”之奇。

    仙鹤伴山人，山人居仙境，好一幅清幽超逸的隐居安乐图，所以亭也命名为“放鹤亭”。全段叙事，由亭到境，由境到鹤，最后又归于亭——点出亭台，名为记亭，依次铺展，重点却在摹写异境和介绍山人好鹤；而异境仙鹤，山亭山人，却又暗含天机，为下文议论发感张本。全程叙述头绪纷繁而错落有致。

    第二段议鹤说酒，妙用对比而主旨显豁，借题发挥而情理兼备。“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作者触物感兴，由此情此景联想到文史典故，借题发挥，生发议论。而后，从“饮酒斯亭”引出纵酒来陪衬烘托，反反复复，曲折迂回，越来越鲜明地揭示中心：“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这段文字，对比加反问，类比加递进，把文章主旨推进一层。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倘若是帝王，那么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最后还别具匠心地安排了结尾“歌以咏志”一节。一为放鹤之歌，一为招鹤之歌。

    最后的咏志之歌作用有两个。一是关涉前文，歌以抒情。由亭而鹤，由酒而歌，前后勾联，浑然一体，“歌”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文”势之歌，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二是歌以言志，突显主旨。放鹤之歌歌人鹤，招鹤之歌歌鹤人。借山人呼唤仙鹤归来，表达了作者向往隐逸、醉心山林的浓郁情怀。两首歌不管是招鹤还是放鹤，不管是歌人还是歌鹤，实际上，人鹤一体，鹤是人的精神化身。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议论深刻，却轻描淡写，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可谓是一篇情理兼备，文采斐然的小品文。

    后人评论

    沈德潜：“插入饮酒一段，见人君不可留意于物，而隐士之居，不妨轻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隐居之乐也。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明，极行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1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2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3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4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5。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6。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

    1蜩（tiáo条）腹蛇蚹（fù付）：形穹竹笋外面包着的一层层的外壳。2然：这样。3遗（wèi畏）：赠送。4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可供书画用。5箨（tuo拓）龙：竹笋。箨，原指竹外面的一层层的皮。6失声：因悲痛过度而更咽，哭不出声来。

    文与可是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他姓文，名同，字与可，四川省梓潼县人。他是苏轼的表弟，曾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他特别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的一句“我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间，不仅仅是一篇绘画题记，更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打破了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不以叙述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为重点，而是强调了文与可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表达了作者与其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

    文与可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几丈高的竹子，其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反映出竹子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

    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人是文同。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与可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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