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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新政前，应天府在四月、五月的市税总额分别为五万四千两、六万二千两有余。

    然六月份，应天府市税综合便猛增至十万五千两，七月份则为十二万两，八月份又增至十三万三千两！

    由此可以确定，应天府推行新政后，一年所得市税绝对超百万两！”

    嘶~！

    听到这里，第一次得知这份数据的某些阁臣、部臣不禁吸了口凉气。

    唯有财政部左侍郎易应昌，和马士英一般，再次兴奋得脸色发红。

    一府一年的市税收入就过百万两，谁知道了不兴奋？

    虽说这个数据属于特例，全大明有应天府如今这般条件的几乎没有，却也足以让负责商税的财政部感到光荣了。

    朱媺娖虽然是第二次听到这些数据，但同样感到兴奋。

    在她想来，即便应天府的商税收入属于特例，可若能将新政推广至整个大明，仅商税收入就能破亿两，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税入，大明财政总收入超过所谓康乾盛世都不成问题。

    然而这时另一边的郝光明迟疑着道：“这应天府商税增加得确实有点猛啊，怕是不仅和新政有关，也和你们这时粮贵银贱也有一定关系吧？”

    朱媺娖听了这话先是微愣，随即兴奋情绪就迅速消散。

    仔细想想，这市税原来就不低，推行新政后增加得也太猛——推行新政肯定是主要原因，但多半和如今粮贵银贱有关。

    因为此时商税多半是按货物价值收取，而银子则是衡量活物价值的标准。

    如今应天府粮价在官府平抑下虽已降到2.8两银子一石，可价格仍是正常年景的两倍多。

    而其他物资的价格跟随粮价同样是有所上涨的，虽不至于涨到两三倍，可一两倍却是有的。

    所以，应天府通过商税所收银两的实际价值怎么也得打个对折，即一年市税总额的实际价值和正常年景的六七十万两银子差不多。

    另外，市税、关税地方都要截留的，以一半的比例截留，那么朝廷在应天府一年所得的正常年景商税应再减半，也即是三十多万两。

    应天府推行新政后，商税理应是此时全大明最高的一府，所得总税额也才类似正常年景的三十多万两银子，显然没马士英所说的“一年市税就超百万两银子”那么让人兴奋、惊喜了。

    于是，在众臣震惊之后都一脸惊喜时，朱媺娖却受了笑容，语气淡淡地道：“应天府一年的市税能超百万两，确是新政之功，但诸卿也不必过于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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