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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巧的是，怡和公司这两年生意很好，在租界内也办了工厂，租赁了不少土地，将在新一届租地人会议上拥有很大的投票权。

    “必要时，我们将游说怡和公司，包括旗昌洋行等其他洋行，劝他们在租地人会议上投下神圣的一票。总办先生，如果新一届董事会大换血，您的董事之位、包括弗里曼的总办之位，恐怕都要受到影响吧。”

    弗里曼一直坐在一旁做笔录，此刻也不由得抬起了头，脸上露出一丝忧戚之色。

    工部局董事是个相当重要的岗位，不仅有助于提高奥姆在外侨中的地位，对他的生意亦很有帮助。为此，奥姆曾积极购买土地，提高自己在租地人大会上的投票权，并串联英国商人，最终成功担任工部局董事。

    至于总办弗里曼，则是奥姆的心腹。若奥姆不能连任董事，弗里曼也难保总办之位。

    丁日昌不顾英国人颜面已失，继续说道：“何桂清的罪行神人共愤，不管放在什么时候，不管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原谅的，都是必须严惩的。

    “况且，这是一项刑事犯罪，走正常引渡程序即可。当前，江苏常州民怨沸腾，各地舆情强烈。工部局宁可违反民心，也要保护何桂清这种人渣吗？”

    听到民怨沸腾、民心等字，弗里曼不禁心有余悸。

    革命军占领上海后，租界内外的华人群体突然变得集体亢奋，组织了接二连三的游行、罢工、静坐等示威活动。

    一向都由洋人把持的上海舆论界、新闻界，突然出现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上海舆论界、新闻界莫名其妙地脱离了洋人的控制，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飞向了革命军的阵营。

    工部局事后调查，发现这些异常背后都有中华帝国的影子。相比于法国舰队的战败，洋人对舆论、新闻的失控更加警惕。

    在洋人看来，法国“富宾号”只是一艘并不十分先进的战舰。战船沉没了，可以接着再造。

    但舆论阵地的丢失、新闻传播权的丧失，则意味着西方文化的失败。而文化上的失败，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再造而弥补、挽回的。

    奥姆不由自主地坐正了身子，说道：“市长先生，我本人愿意向贵国引渡何桂清。工部局董事会将尽快召开紧急会议，就此事展开讨论。一有结论，我会立即通知市长先生。”

    讨论的结果自然是正常引渡何桂清。这虽然是件小事，却意味着华人的胜利，也意味着华人在上海恢复了主导权。

    这使得丁日昌感到异常得意，也异常兴奋。开局良好，他要再接再厉，全力推进大上海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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